（作者：赵辉）在当今夏王朝与夏文化的探索中，二里头考古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几乎是中国学界对夏文化研究中的唯一研究目标。对夏文化的研究，言必称二里头文化；离开了对二里头遗址的研究，主流学界对夏文化的探索就没有了目标。这是造成中华文明探源工作无法走入实质性成果的根本原因。

“在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中，我们存在的一个严重的、非常普遍的问题就是概念不清，对讨论对象的本质没有统一的科学定义。”“在概念类比的分析中，我们常用考古学文化来对应族属甚至国家与疆域。大家比较熟悉的类比，就是将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夏民族=夏国=一批有特色的器物分布=夏朝的疆域。实际上，这种类比并非以实证为基础的逻辑推理，而是一种猜测。我们没有办法以一批器物类型特别是陶器为前提，依次推导出夏族、夏国以及夏代疆域等结论。这些概念所指对象的性质不同，彼此无法对应与契合。”（陈淳）。

陈淳教授的总结无疑是精辟的，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前夏文化研究领域中所存在的概念不清、概念混淆、偷换概念的本质问题。如果更加细致地分析当前夏文化研究的历程与思路，可以总结为：考古泰斗徐旭生探寻“夏虚”时发现了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一批有特色的器物分布=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夏民族文化=夏民族=夏王国=夏都=夏朝的疆域。保存二里头遗址出土文物的博物馆，就堂而皇之地成为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以此为载体的各类夏文化研究也就此轰轰烈烈地展开，主导着当前中华文明探源的主流。

华夏文化是以夏王朝时期形成的文化为基础，融入我们民族血液中的原生文化；华夏民族是以华夏文化认同为基础，产生的高度文明民族。华夏文化不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而是建立人文精神基础之上的非物质文化。以出土文物的类型来定义夏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原则错误，况且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批有特色的器物，根本无法确定为夏后族或夏氏族所拥有。以器物类型来定义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所产生的文化偏差，将导致整个研究结果的谬以千里。

夏文化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破解中国历史中的夏王朝历史与文化，不是为了提升二里头遗址的名声与地位。将二里头遗址的文化内涵，毫无逻辑与科学思维的无限衍生，成为当前夏文化研究领域的一种奇怪现象。正如陈淳教授所论述，这种衍生“这种类比并非以实证为基础的逻辑推理，而是一种猜测。我们没有办法以一批器物类型特别是陶器为前提，依次推导出夏族、夏国以及夏代疆域等结论。”。因此，以二里头遗址以及二里头文化为基础的夏文化研究，试图破解夏王朝的历史文化，只能是水中捞月，无根之木。

殷墟的一系列考古发现，成为确定商王朝历史的考古依据。中国考古界便形成了一种成功经验，试图复制这种经验，以二里头遗址为目标，一举求证夏王朝的历史与文化。于是，伴随着二里头遗址六十年的考古发掘，“二里头遗址=一批有特色的器物分布=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夏民族文化=夏民族=夏王国=夏都=夏朝的疆域”的创新推论与猜测，便成为指导当前夏文化研究的新理论。随之伴生的是推陈出新的中华文明形成理论，以图围绕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众口一词的解释、确立二里头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但是，因为这些考古学理论所依赖的原始材料的错误，所得结论无法支撑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产生的学术争议就不可避免。

金钱堆砌不了文化，垄断产生不了正确结论，一百个臭皮匠抵不上一个诸葛亮。在历史文化研究上，以一种开放的思想，在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寻求中华文明的本源，是破解中华文化起源的必由之路。殷墟证实商王朝的存在，不是因为殷墟的考古，而是因为发现了社会上、市场上的甲骨文，按照甲骨文的来源寻找到了殷墟。因此，对古文字、对甲骨文的深入研究，对中华诗词歌赋产生背景的深入研究，才是破解夏王朝、破解中华文明本源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