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族是我国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民族，对祖国的历史文化有过重要贡献。根据史书的记载，契丹原先没有文字。《五代会要》卷二十九说：“契丹本无文字，惟刻木为信。”《辽史》“兵卫志”上也说：“刻木为信，政令大行。”

一、契丹的“大字”和“小字”

契丹之有文字，开始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期。《辽史》“太祖纪”上载：神册五年(公元920年)春正月，始制契丹大字，秋九月制成，诏令颁行。《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一也载：阿保机多用汉人，汉人教他用隶书之半增损，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这就是契丹大字。这种大字是采用汉字加以简化或增添笔画而成的。制成之后，受到很多人(大多是上层)的欢迎。

除了契丹大字之外，还有一种契丹小字，那是皇子迭刺用回鹘文字改制的。《辽史》“皇子表”载：天显元年(公元926年)，回鹘使者至，没有人懂得他的语言。太祖命迭刺接待回鹘使者。迭刺与回鹘使者相处二旬，学习了他的语言和文字，因制成契丹小字。

二、辽庆陵契丹文字的发现

契丹文字的发现，是由于解放前辽庆陵(圣宗、道宗、兴宗三帝的墓葬)内契丹文“哀册”(即基志铭——记录帝王生平事迹的文书)的出土。

辽庆陵在庆州(故址在今辽宁省昭盟林西县西北)，最先在1930年由旧热河省一个姓汤的军阀命人挖掘；日伪统治时期经日本人田村实造、小林行雄等进行调查，编成了一本名为《庆陵》的考古调查报告，由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于1953年出版。

这些哀册上所写的文字，都是阿保机时创造的大字。后来在庆陵(东陵)壁画上和许多辽代陶器上也发现这种契丹大字。解放以后，内蒙古和东北地区又发现了契丹文的墓志和刻有契丹字的铜器、银器。就目前统计，已发现的契丹字约有一千二百多个。其中今辽宁锦西县西孤山辽大安五年(公元1089年)萧孝忠墓所出墓志和义县、建平县所出土铜器、银器上的契丹字，则是属于皇子迭刺所制的契丹小字。

三、契丹文字的使用

根据出土文物所看到的契丹大小字的字形，都是采取汉字书、楷书两体的偏旁拼合而成。但契丹语属阿尔泰语，是中世纪蒙古语系统，它的结构和文法都与汉语不同，读法也和汉语两样。

例如“鸟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门”一诗，契丹人按契丹语法读作“月明里和尚门子打，池塘里树上老鸦坐”。所以同是一人哀册，也不能简单地对译。这对于契丹文字的研究，发生了一定的困难。

契丹文字曾经使用了好几百年，虽在辽亡之后仍一直使用到金代中期，但因通读不易，当时并未能深入民间。可是它的创造，却给后来西夏文字和女真文字的创造，予以极大的启示和影响。这是契丹族对祖国文化的一大贡献。

四、契丹人的文学作品

契丹人留下了不少文学作品，如东丹王倍(阿保机之子，名倍)的《田园诗》和《海上刻诗》，耶律国留的《寤寐歌》，耶律庶箴的《戒谕诗》，耶律韩留的《述怀诗》，耶律良的《秋游赋》和《捕鱼赋》等。

在绘画方面则有东丹王倍的《千鹿图》和《猎雪骑》。以上这些虽然都是属于契丹统治阶级的文化遗留，但也能反映出契丹的民族文化的一个方面及契丹文化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互相融合的情况。

特别值得提出的却是庆陵东室契丹劳动人民所绘的四幅四季风景画(壁画)。画中强烈地反映了契丹人的游猎生活的民族特色：春天是辽人捕鹅的季节，而这幅春之图正是表现了满山遍河的各种禽鸟，其余三季辽人猎兽，于是在夏、秋、冬的壁画中，则出现了成群的大角鹿、黄羊和野猪。这些都是辽人生活的希望，而壁画就热情洋溢地把它描绘出来。这些壁画是契丹人民的真正艺术，是反映契丹人民的生活和希望的现实主义的珍贵作品。

五、契丹人民的民族文化的造诣

从造型艺术和建筑物中，更能看出契丹人民的民族文化的造诣和特色。

在契丹人早期生活的中心西拉木伦河流域(今辽宁省昭盟一带)的贵族墓葬中，曾出土了较多的马具、兵器和鸡冠壶，其中以鸡冠壶最具有契丹民族艺术的典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