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喜欢唐代韩愈的名言“读书先须识字”。这个道理似乎孺子能知，但真正能“识”字，却又谈何容易!

汉语汉字承担着我们民族的历史记忆。

正是凭借它的力量，今天的我们，才能够“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也正是凭借它的力量，我们民族才被培育成世界上最富于历史意识的民族。

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运动中，却不乏“废除汉字”之类偏激的议论。对比于这些轻浮的议论，陈寅恪却显示了一位学如渊海的历史学家对华夏民族语言文化的卓识与挚爱。

当陈氏在清华执教之际，他的一位弟子认为老师学术的长处就在于掌握多种外语工具，于是便发奋同时学习两种外语，不想刚刚过了半年便累得吐了血，他只好自承不及，说“始知师之于此(指学习外语)盖有天赋，非常人所能。”不得已退而求其次，

他问陈寅恪，如果只能学一门语言，应当学哪一门语言最好时。

想不到陈寅恪郑重地回答他说:“那当然是──汉语!”

陈寅恪并不只是随便说说。他在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出考试题时，曾要求学生对对子，此中深意当时无人能解，一时被无知之人引为笑谈。

当日寇侵华气焰正盛，大半个中国沦于敌手的时候，他依然抱着乐观的精神，在为杨树达先生的书所写的序言中，深情地誉杨先生为“汉圣”。他憧憬着一旦阴霾尽扫，河清海晏，国家将会把杨先生这样的语言文字学家尊礼为“国老儒宗”，请他们到京师太学中去“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

今天，语言研究已成为当今世界人文学术的前沿。我们方才懂得，一民族的文化价值系统即深蕴于该民族的语言文字之中。我们才憬然有悟于陈寅恪以对对子为题所蕴涵的深意。

当我们涵泳在我们民族博大、优美、丰富的语言里, 仔细地倾听，认真地书写，专心地阅读，真诚地言说，我们的心底，总会油然升腾起一种巨大的历史感。

数千年的文明史奔来眼底，两千年的诗文触目成诵。我们与历史，我们与我们的先民，似乎息息相通。我们能够从中经历中华文明创制延续中遭逢的曲折变故, 感受到沧桑既往文化托命之人的忧患情怀。我们可以体验到历史那难以言喻的伟大力量，我们将会从古老的传统中, 汲取到生生不息的动能。

陈寅恪在欧美游学多年，可在他的身上,却看不到丝毫留洋才子的浮华习气。

他鄙薄那些目光短浅、汲汲于功利的人，认为“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他穷毕生之精力在历史中上下求索，锻造出自己独具的历史文化观。他的文化观貌似守旧，其实远远超越了同时辈流。

他特别注重研究中国文化在外来文明的挑战中，如何融合外来文明，变化自身制度，逐步转为强盛的规律，期冀为困境中的中国文化寻觅一条重振的出路。

他将他的结论概括为“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其精义在于:“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传统，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备注:

陈寅恪(Tschen Yin Koh，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中国现代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出生于湖南长沙，毕业于哈佛大学，是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等。

杨树达(1885~1956)，语言文字学家。字遇夫，号积微， 湖南省长沙市 人。年轻时曾留学日本，习“欧洲语言及诸杂学”。回国后曾先后任教于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国立 师范大学 、 清华大学 、私立 中国大学 、 湖南大学 等学校。曾历任上述学校的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 中央研究院 院士、中国政协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中国科学院 哲学社会科学 部委员等。他在 语言文字学 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的早期研究，即古汉语语法方面，兼及修辞和其他。二是他的后期研究，即文字学研究方面，兼及训诂、音韵和方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