丨话剧《魁阁时代》剧照

1982年，费孝通（前排中）与原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师生在一起

今年是费孝通先生逝世十五周年。费孝通先生28岁那年（1938年）抵达抗战大后方的昆明，任教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此后除短暂离开外，他一直生活在云南，直至1946年。云南是费孝通先生作为学者和民族工作者积累学术思想的地方。《今日民族》对话云大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李伟华老师，回顾费先生与云南和云大那些铭刻在学术史上的往事，以此作为对费先生的纪念。

费孝通先生与云大的魁阁时代

今日民族：费孝通先生在云南的学术活动，经常跟“魁阁”联系起来。“魁阁”是什么？

费孝通先生当时是云大社会学系教授，主持云大社会学研究室。而在魁阁办公的学者们，大部分都是这个研究室的成员。其中有张之毅、史国衡、田汝康、谷苞、张宗颖、胡庆钧等青年，以及云大教授许烺光、云大社会学系讲师李有义等学者。费孝通把他从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习得的学风带到研究室，注重理论和实际结合，要求每一个研究人员都有自己的专题，并到选定的社区去进行实地调查。调查完后，在“席明纳”里进行集体讨论， 讨论完再由个人负责编写论文。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云南三村》（费孝通、张之毅著）、《汉夷杂区经济》（李有义著）、《芒市边民的摆》（田汝康著）、《汉村与苗乡》（胡庆钧著）、《祖荫下》（许烺光著）、《昆厂劳工》（史国衡著）等著作，都是费孝通先生率领的云大社会学研究室，或者说“魁阁”的成果。

费孝通先生个人的成果也十分显著，8年期间他个人共出版中文著作2部，中文译著2部，英文著作2部，学术论文34篇以及大量难以精确统计数量的学术杂文。另外，还有一些文章当时没有发表，后来被编入了著名的《乡土中国》一书中——费孝通先生总结说，云南是他“学术生命、政治生命和家庭生活的新起点”。从云大社会学系和“魁阁”的成就看，费孝通先生，不仅是一位有创造力的学者，也是天才般的学术领袖——他29岁就开始领导这个学术团体。

今日民族：今天谈论抗战时期昆明的大学，云大经常被忽略，就社会学系来说，当时情况如何？

今日民族：“魁阁时代”的遗产对当代云南有什么样的意义？

一个地方的发展，离不开学术研究。费孝通先生一生的学术实践，被认为是“志在富民”。而一个学者如何跟“富民”有关？显然是他的研究成果，被转化为改良社会的思想资源。在这个意义上，魁阁时代的学术遗产，自然就有很多现实意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差不多20年前，我的老师北大教授王铭铭等学者组织了一个学术研究计划，围绕费孝通先生他们研究过的地方，进行回访式再研究。这些研究通过各自长达一年左右的田野调查，不仅继续思考当年“魁阁”学者群体思考过的问题，也思考了此后的几十年发生的新情况、新问题。这部分成果，不仅促使中国人类学反思自身的历史，也让云南的社会、经济、民族各方面得到学术界持续性的关注。

在中国，像云南这样被学术界开辟出许多经典研究课题的地方不多。这些研究成果，虽然经常也被束之高阁，但在知识界内部传播，也总归是迈出了重要一步。如果从费老个人经历看，实际上云大社会学系和“魁阁”那些成果，早就被转化在后来的中国小城镇建设、乡镇企业发展以及民族工作等等方面——比如，费老的学生李开鼎（云南楚雄人，1922年生，原北京农业大学党总支书记，教育家、书法家）就说，《云南三村》 一书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乡土中国”概念和发展乡镇企业的主张，为80年代的小城镇研究开辟了道路。

重访云南

今日民族：后来，费孝通先生跟云南还有哪些联系？

另外，当费老观看了纳西族的“祭天”仪式表演和参观了丽江东巴文博物馆之后，提出“保护不是无选择的、原封不动的保存，要有鉴别、有取舍”。费老是思想敏锐的学者，抗战时期在云南的8年，他的主要精力是研究农村社会和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对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他的声音我们较少听到。这还需要后世的人进行更多的整理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