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年来，受政治正确与族性认同等思想观念的影响，少数民族文学不论是在创作实践还是学术研究方面，都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质。其中，刘大先以“内卷化”这一核心概念直陈当前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模式化倾向。认为当代文学从总体性的启蒙/人性话语走向分散的文化相对主义，实乃造成少数民族文学内卷化的根本原因:“文化多元主义的大行其道自然而然会让少数民族文学从总体性、同时代性中退却，而不自觉地重复东方主义话语:少数民族文学会努力塑造自身的特质，以树立某种符号价值，从而获取文化市场的份额，这必然会出现自我风情化。”这已经成为少数民族文学未来发展的瓶颈。

本文原刊于《长江文艺》2019年第5期，转载自“长江文艺杂志社”公众号，特此感谢!

刘大先

少数民族文学的“内卷化”，意指那种日益收缩、向内生长的现象，在创作上的具体表现为题材的窄化，情节结构的套路化，人物形象的扁平倾向，美学风格的自我风情化，价值理念的偏狭;研究中同样存在着诸如机械套用身份认同、族群理论，方法论陈旧，缺乏范式转型等问题。固然这三十年来少数民族文学无论从数量到质量都有较大的发展，这个毋庸置疑，但内卷化的情形也不容忽视，它发生于1990年代末以来，一直延及到当下，已经成为少数民族文学未来发展的瓶颈，是时候进行梳理、总结与反思了。

“内卷化”(involution)这一术语是格尔茨1963年在描述印度尼西亚农业的基础上提出的，他指出数个世纪精密的水稻种植，没有重大的技术与政治变革，从而造成了社会形态的徘徊，即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发展到某一阶段形成某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1988年杜赞奇在其研究华北农村的著作中借用了这个术语，用以描述政府不是靠提高行政效率，而是扩大外延的旧有方式的再生来勉强维持。1990年黄宗智在其研究长三角小农经济及其家庭的时候用内卷化的概念指称在有限土地上通过投入劳力精耕细作以增加产量的做法，这种增长其实并没有带来升级换代的发展。如果剥离具体涉及到的研究领域，我们会发现，其实所谓的内卷化具有某种通用性。回顾晚近三十年的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无论是创作，还是研究，都存在着内卷化的问题，并且很多时候它们相互为用，甚至形成了某种闭合结构。

之所以以“晚近三十年”为讨论时段，而不是近来甚为热闹也符合政治话语分期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恰在于少数民族文学独特的一面--它从发生时起与主流文学的关系在新中国七十年来发生了数次变化，有时候同步共鸣，有时候处于“迟到的现代性”的状态，还有的时候则游离在主流之外试图直接接轨“世界”。并且“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总括性指称的内部也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维度和层面，甚至有着“同时异代”的观念性差异，不可一概而论，因而我们只能就主体叙述而言之。主流文学史的断代往往将“新时期”作为文学的黄金时代，在迄今为止的叙述中常可见到对于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朦胧诗、寻根文学、先锋小说等一系列呈现出多样态文学及其脉络的怀旧式表达，八十年代在这种表述中充满勃勃生机和多种可能性，少数民族文学内在于这种探索里。回到文学历史的细部，除了乌热尔图、李陀、张承志、扎西达娃这些被当代文学史标出的人物，益希单增《幸存的人》、蓝怀昌《波努河》、韦一凡《劫波》、查舜《穆斯林的儿女们》……这些各民族作家的作品几乎包含了上述论及的所有潮流与风格，尽管此一时期是“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发展繁荣时期(《民族文学》与《民族文学研究》的创刊可以说是两个标志性事件)，但它并没有将自身自外于主流文学之外，也就是说“少数民族文学”有着自觉不自觉的“同时代”意识，并无后来论者所强调的学科“主体性”--它没有刻意要树立自身的独特性，因为彼时的文化语境是人道主义与启蒙话语逐渐替换了先前具有统摄性的革命与阶级话语。

《民族文学》与《民族文学研究》书影

无论是革命与阶级话语，还是人性与启蒙话语，都是总体性的。回首新中国成立初少数民族文学命名与确立之时，意在通过平等权力的政治举措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并建构人民文化，少数民族身份从属于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公民身份。在共同的理想愿景之中，少数民族文学书写无论从主题、题材还是审美风格的形成与人物形象的塑造都与时代共振。伴随着现实主义中国化(以马克思主义改造19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并通过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扬弃)的过程，少数民族文学通过对革命斗争与民族解放的历史、土地改革与合作化的现实、地域景观与移风易俗的生活变迁等方面的描摹与颂扬，形成了刚健清新、明媚质朴的主调，而在这个过程中后来被文学研究者发掘出来的主流文学中存在的对激进变革的犹疑与反省则几乎没有。闻捷、冯牧等汉族作家与少数民族作家自身对于本民族的书写，从基调与美学而言都显示出从情感到观念的一致性。虽然在“新时期”之后这种一致性的核心理念由“革命/阶级”转化为“启蒙/人性”了，但仍然延续着总体性的思维，少数民族的题材与内容没有游离在国家主导性意识形态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