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三十年代初上海左翼的“九一八”写作是一种策略写作。话语竞逐的紧迫性使作品在类型化的叙事模式中遮蔽了历史更为丰富多元的面貌。“九一八”的实在性被遮蔽在“阶级”与“民族”的话语之下，沦为空洞的符号与政治的修辞，在语言的游戏中丧失了存在的真实性。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丁玲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在艺术的“真实性”与“工具性”之间进行着微妙的自我搏斗。强大的阶级话语的建构，以及文本内部微弱的自我反拨构成三十年代初期左翼文人创作实验的真实记录，细节写作之外是作家文学观念的调整与选择。丁玲的《夜会》成为“九一八”事变后左翼文学样态的重要记忆与历史标本，其中或精巧或拙劣的写作痕迹，既是对丁玲特定阶段文学观念的有效直接的呈现，也是对左翼发展初期文学创作及其影响因素的一种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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