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夜会》等左翼文本不仅以“阶级”话语努力争夺话语权，而且还试图将“民族主义”话语据为己有，并通过“阶级”的作用，实现对“民族”的遮蔽。“九一八”在《夜会》以及类似左翼文本中，与其说是主题，不如说是作为策略的文学话语。

四、 再谈丁玲的左翼写作

对历史的筛选本质上是作家文学观的呈现。丁玲没有系统的文艺理论著作，她的文学观散见于30年代初的一些文章、演讲中。这些文章和同时期的创作相呼应，反映了30年代初丁玲的文学观念。

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于文学功用性的认识。30年代初，丁玲对文学的现实功用表现出强烈的关注。“我不相信，我除了写文章之外，就不能作别的事情。正因为丁玲是一个善于写文字的人，而又没有更多的人去写，所以我又觉得写下去，或者有一点小小的用处吧。”[12]139如果说《我的自白》(1931)是丁玲对文学“应该有功用”的初步认识，那么到了1932年，丁玲已经进一步认识到了文学的功用“应当是什么”：“所有的旧感情，和旧意识，才能在新的，关于大众的集团里得到解脱，而产生新的来。”[13]168她以此种现实的功用性作为评价文学价值高低的标准，对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表现出鲜明的热情与肯定：“左翼文学在许多地方像街头一篇墙头小说，或则工厂一张壁报，只要他真的能够组织起广大的群众来，那末，价值就大。”[14]107“墙头小说”一词对丁玲的小说乃至整部小说集《夜会》都是非常合适的评价——篇幅短小精炼，对充满煽动性、感染性的集会现场着墨尤多，“记着自己就是大众中的一个，是在替大众说话，替自己说话。”[3]168《夜会》正是以群像速写的形式实现其组织功能、大众指向。其中表现出的阶级与民族的纠缠与失衡，也与特定历史时期左翼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党”的斗争思想有关。由对话连缀通篇文本，相似的话语风格、表达内容使读者离开文本就再难轻易区别出王大宝、小玉子、阿翠等人的差异性，他们在丁玲笔下完全成为“大众”的一员，是文本中“失我”的存在。

在《我的创作经验中》，丁玲特别论及作者态度在写作中的重要性。“至于写作的方法，第一、就是作者的态度。对于罢工，资本家和工人，就能够生出不同的见解(态度)。这时候的作者，站在哪一个见解上写，可以在他作品中非常清晰的看出，他是无法隐瞒，无法投机。因为阶级的意识，并不是可以制造出来的。”[14]106丁玲此处清晰地表明了一种观念先行的文学观，是“作者的态度”而非成为现实成为驾驭文本的首要力量。而这种态度，由于意识形态对现实的单一的二元对立式的阶级划分，也致使作家写作实践对于现实的粗暴处理。丁玲曾评价穆时英、杜衡的两篇小说：

《现代杂志》上穆时英的《偷面包的面包师》，他虽也写劳资纠纷，但他只能把偷来代替抵抗；又像杜衡的《人和女人》，他并不去写一个时代女工的最高典型，而只写一个不常有的女工的虚荣，堕落，这对于进步的女工，简直是侮辱，因为实际上，很多很多女工，是非常艰苦的到实际工作中去了。[14]106-107

丁玲显然意识到工人内部的差异性，认识到工人之为“人”所具备的人性的多种可能性，但她仍然选择对两篇小说进行批判，因为他们所撷取的社会的横截面，是不足以反映所谓进步的、时代的要求的。《夜会》正是在作者主观态度上与穆时英、杜衡的小说表现出鲜明的差异性。工人与进步性的联系从作者下笔之初已然贯彻于写作态度之中。

丁玲的《夜会》遵守了左翼的“九一八”叙述逻辑，为了达到阶级启蒙的目的对历史作出了大量的选择与遮蔽。需要注意的是，对丁玲个人而言，从《莎菲女士的日记》时期过渡至《夜会》并非一蹴而就的断裂式转向，丁玲非常强调经验体验与作品的真实性呈现。“每一个作者，对于一切现象，都应该去观察、去经历、去体验，因为只有在经验中，才能得到认识。”[14]107这种对真实性的追求或隐或显的贯穿丁玲的创作生涯，因此，才有了《夜会》对于“打倒东洋资本家”的细节写作。在工人集体仇恨得以激发后，丁玲为工人“反对东洋老板不肯上工”安排了一定的笔墨。从“民族主义”的视角出发，日本在华投资设厂，不仅攫取了大量的原材料，而且挤占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市场，对中国本土经济产生了巨大打击；而从“阶级”的视角出发，则东洋老板之为“老板”“资本家”的属性就使其成为剥削压迫劳工的众矢之的。然而在《夜会》里，尽管工人通过语言宣泄了大量的怨恨，尽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东洋资本家”成为工人的集体认同，但是工人非但没有真实地打倒东洋资本家，反而反对东洋老板的“不肯开厂”，反而对东洋老板的离开表示恐惧与抗议。因为对工人而言，在失业率高居不下、待业人数日甚一日的上海，东洋工厂意味着工作，意味着生存的可能性。工人一方面对东洋资本家的民族歧视、经济剥削、劳动压迫表示强烈的不满，另一方面又充满了对于东洋厂商的深深的依赖性。恰恰是这一与纯粹的“民族”“阶级”话语不同的细节，使《夜会》对中国“半殖民地”的性质作出了更为丰满和真实的反映。这一细节作为文本旁逸斜出的部分，表现出丁玲对于现实的尊重、文学真实性的恪守，以及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杰出文学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