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国共相争。上海作为民国发展程度较高的现代工商业城市，工人既意味着现代工业的实践者，也意味着底层大众中的先进者，因此同时受到了国共双方的重视。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共产党，都在以各自手段争取庞大的工人阵营。相对于共产党渗透在各个工人队伍中，进行马克思主义以及阶级斗争思想的宣传，激发工人阶级仇恨，国民政府选择通过颁布法案、建立机构、依靠帮会等手段，主张劳资合作，以期消除共产党阶级话语的影响。

第四，外资为主的经济结构。早在1915-1925年，日本在上海的工业投资迅速发展，“日本八大纺织系统先后打入上海，开办的棉纺织厂达25家之多”[9]160。租界和治外法权的存在为外资企业在中国的作为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和余地，“这些外资企业利用租界和治外法权，不受中国政府的管辖，并且往往实行那些在他们本国早已禁止的做法”[10]801-802，“外资工厂的劳资争议尤为频繁和激烈。”[10]801-802“九一八”发生后，上海大众集体抵制日货的行动迫使在华日商不得不以更加极端的压迫方式减少自己的成本，这进一步导致了劳资关系的恶性循环。

丁玲的“九一八”写作显然对历史进行了选择性呈现。尖锐的劳资矛盾以及在华日商的压迫行径成为文本的主要表现内容。《夜会》通过“入选”的历史建构了“九一八”的上海想象，“选择”的行为本身，就是对历史的再加工。其加工痕迹可归纳如下：

第一，“工人”概念的简单化。“工人”并非一个稳定的一元结构，工人之间不仅因为地缘、人脉、文化水平、技术水平的差异而存在地位的高低和实际生活水平的高下，还会因为工作岗位的有限而形成激烈的竞争关系。《夜会》中，李保生、王大宝以及阿翠、小玉子等女工本属于完全不同的工人类型，他们并未共享经济生活、权利生活，面对的问题自然也不相同。但是在丁玲笔下，一呼百应式的叙事消解了工人团体的复杂性，不待先进工人李保生详细地阐述“九一八”的意义，工人们已经自发进行了自我启蒙，并在最后通过工人“阶级觉悟”的获得产生一致的结论——“一定要参加市民大会去，那是我们的纪念九一八的大会。”[3]122需要注意的是，“阶级觉悟”并非简单的经济概念，也不等同于对于经济上贫富关系的认知。“阶级觉悟”是一种政治觉悟，需要工人自觉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处境，并能主动投身更大的政治集体，参与以“推翻资产阶级”为目的的革命活动。这样的觉悟对工人本身的思想文化素质提出一定的要求。在《夜会》中，丁玲尽管建构了“李保生”这样的角色，但对工人群体自发的阶级觉悟的书写仍然显得有些操之过急。“阶级觉悟”成为一个先行的概念被作者强加于事件之上。

第二，对国民党与工人的联系采取避而不谈的遮蔽策略，政府在三十年代初的上海工人运动叙事中始终处于“缺席”或“敌人”的坐标中。“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上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抗，为了稳定社会、缓和矛盾、发展经济，政府选择了坚持1930年以来对于工人的“劳资合作”的立场和态度，坚持民生主义，追求“实际的利益”和“根本的解放”。[9]5政府当局颁布了一系列劳工保障法案文件，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劳资矛盾的调和。然而在《夜会》的文本中，工人队伍显然是李保生引导下的一个团结的无差别统一体，对于国民政府与工人群体互动关系的抹杀是对历史的选择性遮蔽。左翼对于上海工人运动的大力宣传，对于阶级矛盾的大力凸显，一方面的确认识到经济形势低迷、劳资矛盾激化的背景下工人运动发生的必然性之土壤；另一方面以“抑他”的形式“扬己”，也不能不说是对于历史真相的选择性、策略性呈现。

第三，对于“民族主义”叙事的狭隘化与消解倾向。“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各界都作出了及时的反应，传递出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然而，《夜会》将上海的“九一八”回应聚焦于工人、工头、政府、英美法白俄四方，工人是一体的坚决抗日的形象立场，被置于绝对的孤立地位，政府“始终没有一个兵抵抗着”[3]118。“张工头”则因为要求工人捐献救国公款而受到批判。救国公款在“九一八”后的上海本是一项广泛、普及的民族主义活动，并非张工头独自发明，但这批工人对救国公款并没有太多了解，勉强推测是“捐几个铜板把什么东北义勇军”[3]111，注意力的焦点更是集中在张工头的“工头”身份上，民族主义情绪因为阶级差异的存在而被人为消解了。在三十年代初上海工人运动中，外商的民族歧视与经济压迫之现实为工人民族主义情绪的激扬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工人出于爱国意识进行的罢工、抵制日货等行动也不能被忽视。但是，《夜会》等左翼文本把“九一八”的话语一味聚焦于“东洋资本家”这一双重身份上，又不自觉地以阶级问题压倒民族问题，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历史的选择与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