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初，国共双方展开关于“民族主义文学”的论争，以文艺论争作为意识形态竞争的前线。国民党在左翼普罗意识形态影响高涨的背景下，以“ 民族主义”为标签发难：“文艺底最高使命，是发挥它所属的民族精神和意识。换一句说：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5]国民党力图通过“民族主义”增强国民凝聚力，遭到了左翼方面的严厉抨击。瞿秋白直接称所谓“民族主义文艺”为“屠夫文学”，石萌也大胆批判其是“国民党对于普罗文艺运动的白色恐怖意外的欺骗麻木的方策”[6]。左翼关于“民族主义文艺”的论争，不只限于批判，还通过建构自己的阶级话语实现对民族话语的解构：

一般地来说，在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中，以民族革命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文学，也还有相当的革命的作用；然而世界上没有单纯的社会组织，所以被压迫民族本身内也一定包含着至少两个在斗争的阶级——统治阶级与被压迫的工农大众。在这状况下，民族主义文学就往往变成了统治阶级欺骗工农的手段，什么革命意义都没有了。[6]

然而阶级与民族的话语之争，似乎并未为文学本体的进步发展带来成效。30年代初期，不仅左翼面临着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困境，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的国民党也仅仅产生了些“不痛不痒的东西”[7]。究其根本，话语之争的背后是左右之争，文艺只是恰到好处地为党派博弈搭建了一个充满感染力的舞台。

此外，党内左倾路线以及对苏联话语的概念化移植也成为这一时期“民族”“阶级”话语纠缠的原因所在。“九一八”以后，共产国际立足国际意识形态争夺，把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焦点置于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的对抗之上，以国际主义的倾向模糊国别的界线。三十年代初的中国左翼话语，正是对苏联话语与逻辑的学习与移植。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对日军侵略作出了“进攻苏联”的判断，因此继续奉行“保卫苏联”的口号，不断发动国内工人运动，推动无产阶级斗争。然而，尽管苏联在道义上对中国予以援助，但其同时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实际上也成为妥协日本、加剧中国国难的重要因素——无论是同意日本用中东铁路运送军队，还是出售中东铁路本身使苏联在实际上为日本侵略战争提供了便捷。宣传、道义上的鼓动性、正义性与实践上的中立、冷漠把苏联“民族国家—阶级”同构的国际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也充分地说明了国际关系的根本规律——国家利益的决定性作用。对已然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苏联而言，无产阶级与苏维埃共和国是一体两面，并不存在根本的区别，因此当苏联对外宣传共产主义、普及红色意识形态时，保卫无产阶级的祖国就是保卫苏联，二者在事实上并不存在根本差异。然而，当这套异面同体的话语不假分别地输入中国，被盲目“左倾”、过度信赖共产国际的共产党人接受，就产生了教条式的混乱——“中华民国”并未实现阶级阶层的单一化、同质化，“保卫民族国家”和“反抗阶级压迫”的话题彼此相独立而存在，一旦忽视了中苏实际国情的差异，就会将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混为一谈，造成革命目标与后果的南辕北辙。

三、 作为策略的“九一八”

“九一八”的含混书写在30年代初的左翼文坛是一种共像。丁玲创作《夜会》显然受到左翼整体写作意图的导向，着力书写“大众”反专制的阶级自觉。那么，这样的书写是否和30年代初上海工人的“九一八”回应相一致？

考察三十年代初的上海工人运动情况，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特点：

第一，上海工业产业起步早，工人团体活动早在20年代已然成风，通过团体活动争取提高工资待遇，改善工作条件，反对工头是上海工人维护自身权利的重要手段。三十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经济形势的不景气，使上海工人长期处在工资水平低、劳动强度高、劳动条件差和法律与社会保障机制缺乏实效的生存状态下。恶劣的工作环境与工作条件严重威胁着工人的生存能力与尊严。

第二，工人群体结构上呈现出复杂鲜明的地缘、文教、技术以及性别差异。背景差异的丰富性决定了“团结”“紧密”之于工人群体的非现实性。背景的高低优劣之分使工人在面对同样的外部冲击时会产生不同，甚至相反的行动选择。“那些发动工人运动的人都是‘干部’工人，特别是机器工人，因为他们有较多自由支配的时间和金钱，视厂如家，文化水平较高，有参加非正式团体的经历，有责任心，所以能积极参加工运和政治活动。”[8]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