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一的民族话语显然难以支撑文本的自洽性，甚至在文本中表现出极大的话语裂隙。阶级话语的存在正是对文本内部裂隙的有机弥合。首先，“募捐”环节增加了“张工头”的角色。张工头是“放债的人”，在同和里，有“五十多家都欠他的债”，因此，他在同和里以资本家的身份逼钱、抢东西，积累了大量来自底层的仇恨。其次，将日本帝国主义等同于“东洋资本家”：“前次罢了工，又被什么科长跑来说一阵甜言蜜语。骗着上了工，可是他妈的东洋老板却又要关厂了。老子不记得九一八，总记得东洋老板，总记得那些科长！”[3]116对日本人的排斥与反抗，不是由于侵略引发的保卫国家的民族情绪，而是基于“失业”“三日班”“减低工资”“饿饭”等一系列现实经济问题而产生的激愤。在群众的表述中，“东洋兵”被轻易地淹没在对于“东洋老板”的仇恨中。此外，丁玲把纪念“九一八”的活动建构成了一场典型的工人集会——由李保生这一初具进步思想与觉悟的工人为领导，组织、引导普通工人群众集体宣泄阶级仇恨，并以仇恨为纽带，团结起来，进入反抗的自觉。

值得注意的是，在李保生的总结中，阶级话语的比重远远大于民族话语。这一特点在群众的对话与自发演讲中也有体现，特别是贫富分化、失业、劳动境况的相关内容的大大增加。王大宝作为第一个发言者，并没有直接表示对“九一八”的意见，而是在自己的生活中寻找到了愤怒的宣泄点——贫富差距与工人生活。也正是这一点真正触及群众的内心：“对的，那个心里没准儿，这弄里就还有许多人上夜班。莫说笑声都缩了回去，就要勉强装个笑像儿，脸子也拉得痛。”[3]114因此，当集体开始讨论“九一八”时，尽管有人提到“东洋兵打沈阳”的事件，但群众还是很快将其归位于自身生活之下，表示“九一八好忘记，春上那一仗总不会忘记，咱们这一弄堂人，看谁没有饿过！饿饭好忘记，吃大锅饭总不会忘记的……”[3]116

民族与阶级在《夜会》中构成两条相互交织、彼此纠缠的线索，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套话语在文本中具有同等地位。如果说“民族”是集会的主题与发起者的初衷，那么从接受实践的层面不难看到，“阶级”是群众理解“帝国主义”的最后落脚点。对于“九一八是什么”这一问题，文本不过借工人之口作出了一句简单的回答，但对于为什么要纪念“九一八”的问题，回答几乎都回到了工人生存处境本身，以纪念“九一八”为主题的夜会也终成一场无关东北沦陷的另类纪念。群众自导自演的话剧是他们对于“九一八”理解的直接体现——戏开始了，可是底下还是时时嚷，譬如那胡子说：“把那群猪替我捆起来，他以为他们比我的汽车踏脚还值钱些么？”于是底下就哄然的响起：“操你娘！打死他，打死资本家！”[3]121阶级话语成为“九一八”抵达群众的最终归宿。民族主义主题不仅没有因为阶级话语而实现更好的弥合，反而逐渐被压抑于强烈的阶级仇恨之下。“九一八”新戏作为重要的反帝景观，最终在上海街头成为阶级政治的展览。丁玲通过塑造上海群众的“九一八”想象，在文本内部实现了由民族到阶级的主题置换。

二、 民族与阶级的话语生成

《夜会》在内容上呈现了“九一八”消息传入上海后，一群工人的回应与“反抗”。工人运动与“九一八”的联合书写，在30年代初的左翼文坛并不少见。柳亚子、田汉、洪深、李文等作家都曾在上海各类“九一八”纪念活动中发表文章，和《夜会》表现出类同的叙述模式。如柳亚子认为“九一八”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看到最近的趋势，统治阶级正在崩溃，革命势力正在膨胀，她不放心东亚大陆的准殖民地，怕落在她死对头的手中，所以她便悍然不顾一切，自己出马，对于中国的劳苦大众，来做一次直接的镇压和屠杀。”[4]1-2田汉也在“反帝”话语中表现出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否定：“弱小民族反帝的重要武器——经济绝交的领导权操在买办资产阶级手里已属滑稽。”[4]3阶级话语与民族话语共存，阶级话语同时对民族话语构成压抑，这一点通过左翼显在的文本书写可以清晰获知。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压抑/被压抑”的共生关系并不稳定。当阶级话语的力量在文本中无限膨胀，“民族”实际上已成为“阶级”消解的对象。1932年，田汉作《九一八的回忆》，认为“九一八事件当然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加紧进攻苏联，镇压中国革命，使中国完全殖民地化的必然结果”[4]3。日本侵略在语言层面被定性为“民族战争”，其实际所指却是“进攻苏联”，“大屠杀”的受害者不是广大中国国民，而是“中国的劳苦大众”。这样的语境使人不由发问：何为民族？何为中国？何为帝国主义？当阶级话语的表达超越了国界，民族的概念已然消解，“阶级—民族”关系只剩下语言的空洞结合，真实的民族问题悬置在文本之外，嘲弄着文本内生硬苍白的话语联姻。可见，民族与阶级的复杂纠缠，并非丁玲个案，而是左翼关于“九一八”的书写共相，这与左翼所处的历史语境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