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九一八”事变研究成果的卷帙浩繁，当下关于“九一八”文学研究的成果相对不多，国难与民族是已有研究的基本视角。“真正立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九一八国难文学研究，直到2003年《东北现代文学的回思与创新》一文发表，才形成独立视角并被正式提出。”[1]在相对有限的研究中，左翼作家多被叙述为民族写作、国难写作的典型革命进步力量。在东北作家群研究之外，“上海左翼文坛在‘左联’决议中提倡‘抓紧反对帝国主义的题材’的时代号召及其弥漫于整个左翼文坛的反帝思潮”[2]，成为研究者的一个关注点。这一方面凸显了上海左翼参与“九一八”写作的线性历史意义，另一方面也对作为历史事件的“九一八”及其衍生文本造成了历史现场的空间遮蔽。由于“作品中的悲剧并不一定都是发自国难意识，可能有个人旨趣或审美倾向蕴含其中”[1]，从单一的民族、国难角度认识“九一八”文学，将不利于接受者对于文本、作家乃至“九一八”事件本身的直面与全面的理解。

回到1930年代初的历史现场，日本侵华行动的加剧以及“一二八”事变的爆发，使得以“九一八”为题材的相关文学应时而生。民族与阶级是左翼进行“九一八”叙事的典型话语。左翼以此为视点展开了模式化的“九一八”想象，并努力以阶级话语压抑、转换民族话语，通过对工人阶级革命自觉的想象，力图实现左翼对于大众的阶级启蒙，争夺革命话语权。丁玲的《夜会》正是在此背景下产生，成为左翼以文学为武器，在“九一八”的旗帜下动员群众投身阶级斗争的文学实践。尽管它未必能称作一次成功的艺术实践，但小说留下的一些混乱、矛盾、纠缠的写作痕迹本身，就是对丁玲参与左翼的“九一八”文学创作过程的有效揭示。

基于此，本文将以丁玲的《夜会》为例，通过文本细读分析其中纠缠的“民族”与“阶级”话语，结合历史背景探索丁玲的写作意图，讨论其写作意图的实际完成度，并进一步理解丁玲乃至上海左翼在30年代初期的文学观念与形态。

一、 民族与阶级：贯穿《夜会》的基本话语

《夜会》以“九一八”事变为背景，书写了1932年的上海工人举行集会、演出话剧，纪念“九一八”，宣泄民族情绪与阶级仇恨的社会截面。

“九一八”作为典型的民族话语，贯穿《夜会》始终。丁玲以“九一八”为中心意象，通过大量人物对话，努力描绘群众观看“九一八”新戏前后的动态图景，试图展现群众民族情绪的激活过程。小说开篇是弄堂里的居民得知看戏消息后的反应。在听说“九一八”新戏后，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关于“看戏”：“嘿，老哥！有人请过节呢！”[3]111“花生米不要吃，看看九一八新戏倒好呢……”[3]111群众此时对于“九一八”的了解还停留在“募捐”的意义上，他们既不懂得“九一八”的意义，也不愿了解“东北义勇军”，表现出对“募捐”的强烈拒绝。“九一八”对他们而言，是一团带着危险性的、不应该接近的谜：“妈妈不懂九一八，问爸爸好了，爸爸昨天同阿七讲不准纪念九一八，说外国人要来捉的……”[3]112

集会与泄愤是群众民族意识觉醒的重要环节。王大宝、李保生的带头发难，阿翠、小玉子等人的积极响应，把群众的民族意识推向高潮：

“九一八是什么？”从窗口送来一个女人的喊声。

“我晓得的是在去年九月十八那天，东洋兵打沈阳，放火，放炮，杀人，奸淫，就同春上在闸北一样……”[3]115-116

发言的结果，是民众的激愤与觉醒：“放屁！东北义勇军是民众的，是我们的，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我们要捐工钱给他！”[3]117“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武装起来，反对帝国主义……”[3]119以至于演戏结束后，群众“个个稳健的，有着把握的，怀着快乐的希望走回自己的房去，而在心里大家都记得，十八号那天一定要参加市民大会去，那是我们的纪念九一八的大会”[3]122。

对《夜会》中民族话语的单独提炼与排列，基本全面地叙述了文本内民族话语的行进线索。这条线索不仅短小精简，而且因为内容的宏大遥远而悬置于群众之上，使文本表现出失真的概念化倾向。比如群众从不懂“九一八”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觉悟，难道仅仅依靠两段充满民族主义色彩的演讲就能实现？不懂“九一八”的群众如何能理解沈阳战事，能理解英美法等国的外交策略？“反对帝国主义”对民众而言可否理解，作何理解？一段关于远方战事的演讲是否足以充当贫苦群众自愿参与募捐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