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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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民族学的发展状况

俄罗斯民族学萌芽于18世纪初彼得大帝改革时期,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19世纪40年代,一些具有民族学性质的组织出现,1845年俄国皇家地理协会成立,下设民族学分部,标志着俄罗斯民族学的正式确立。19世纪初、中期民族学明确了学科地位、研究对象和调查方法,对民族学理论进行了初步尝试。20世纪20年代,民族学的理论方法、组织机构、高等教育都获得很大发展[1]。

苏联时期学科严重脱离社会生活,发展进程缓慢,学科中充斥着大量空洞、抽象的论断。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传统民族学逐渐消失,从20世纪60年代起民族学危机现象开始显现,20世纪70年代,在官方政治压力下学科基本处于停滞发展状态。苏联解体后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发生剧烈变迁,民族学置于新的社会背景中,学科将向何处发展,如何构建新的学科体系等一系列问题摆在民族学界面前,对学科进行深刻的反思与讨论成为一种必然。

一、俄罗斯民族学的危机与学科反思

1992年,季什科夫(原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发表《苏维埃民族学的危机》一文,提出对学科进行深刻反思,客观分析学科现状,对学科发展做出规划,引发学界关于学科发展的大讨论。

学者普遍认为,民族学是基础学科,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但目前学科理论基础与基础问题研究薄弱,学界忽视方法论研究,缺失研究现代民族与文化的新方法。许多学者没有掌握如何从新的角度对学科对象加以研究,学科专业模式已不适应时代需要。学科理论和方法陈旧,应用型研究的目的只是为获得资金,基础学科研究不受重视。科研人员越来越年轻化,对学科认识模糊,专业素质不高,人才培养质量下降。学科体制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需要建立良性的人才竞争机制。还有学者认为,学科目前处于过渡状态,需要探索新的学科模式和研究方法。学科缺乏新的理论指导,一些学者借鉴西方理论,但对西方理论缺乏系统的研究,有些理论不适用俄罗斯民族学研究。在传统民族学学科体系中科研、教学和博物馆工作没有严格的界限,三者相辅相成,而当代学者却用严格界限将其区隔开来,不利于学科发展。全国范围的科研工作缺乏协调机制,信息交流不畅通,中央研究机构与地方研究机构联系较弱。

季什科夫提出的民族学危机论得到学者的普遍认同,也有学者乐观地认为,民族学并未处于危机之中,而是处于渐进式复苏进程中,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经历着缓慢的过渡阶段,逐步进入正常的发展轨道。

二、学科的变革与学科状况

1990年,在季什科夫倡议下“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更名为“苏联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1992年成为俄罗斯科学院直属科研机构。学科名称中“民族学”的俄语表述从эTHoгpaфия变为эTHoлoгия,引起学者对学科属性的思考和讨论。эTHoгpaфия是历史上形成的传统称谓,有其特定含义,无论是民族学(эTHoлoгия),还是人类学、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政治人类学,这些学科称谓与民族学(эTHoгpaфия)在内涵上是有差别的。在西方学者观念中эTHoгpaфия是描述性的民族学(民族志),эTHoлoгия是理论性民族学,是民族理论研究学科,俄罗斯民族学偏重于描述,缺乏理论研究。俄罗斯一些学者并不认同西方学者的说法,表示俄罗斯民族学эTHoгpaфия是描述与理论并重的学科。使用эTHoлoгия这个学科称谓,会使学科失去传统的研究对象。关于学科称谓的变更问题,季什科夫曾说:“使学科现代化,将之融入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界,同时保护我们的学科基础,即民族志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工作。”[2]

苏联解体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失去指导意义,一夜学科进入无思想理论指导的真空状态。传统民族学重视“民族(эTHoc)理论”研究,而不是“文化理论”研究,“民族理论”以及支撑其发展的官方意识形态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西方舶来的“族性理论”。“民族”“民族体”、“民族共同体”这些新概念引起一些学者极大的兴趣,开始研究这些新概念及概念之间的差异。也有学者认为,族性理论否定了民族是客观现实存在。

在各种学术思潮中季什科夫提出的“俄罗斯公民民族认同观”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也引发民族学界的广泛讨论。季什科夫提出,俄罗斯是“俄罗斯人”的国家,任何一位拥有俄罗斯国籍的公民,只要生活在俄罗斯领土上,无论其民族属性是什么,都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俄罗斯公民民族的核心是“全民族之民族”,全民族包含俄罗斯族、鞑靼族、楚克奇族、朝鲜族、乌克兰族、亚美尼亚族等,全体民族都归属于公民民族范畴,即“俄罗斯人”。在英国、美国、法国、西班牙、印度等一些国家,无论这些国家民主化程度如何,国家公民的“统一民族”认同感强,表现出公民民族国家的显著特征。在季什科夫看来,美国是典型的公民民族国家,在美国不分种族和民族,公民对“美国人”认同感高度统一,并且表现出相同的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3]。季什科夫提出用“多元统一”表达公民民族与族性民族之间的关系。如果这种模式能够得到全体公民的认同,就会最大程度消除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保护国家的政治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