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利坚民族与民族运动的先后之争

学术界关于民族形成的普遍理解是，先有民族存在，尔后才有民族独立运动。具体到美国，疑惑就产生了。原因是，1776-1783年的美国革命本身就是一场民族独立运动，但作为运动主体的美国民族在当时并未完全成型。所以，就出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悖论：一方面，美国民族独立运动已在1776年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另一方面该运动又没有明确的民族参与者。数位学者的研究形象反映了这种困惑。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就是其一。安德森本是爱尔兰人，但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执教，所以本文视其为美国学者。此人写作了民族形成领域的经典之作《想象的共同体：反思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扩散》（1991）。正是在本书中，安德森发现，美国和其他新大陆国家并不符合民族独立运动的通常生成模式。他认为，在解释欧洲和其他传统国家的此类运动时，人们往往着眼于独立的语言文化和社会较低阶层在政治和生活中的崛起和强大，但依据这一逻辑去分析美国等欧洲前海外殖民地的民族独立，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安德森写道，“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些早期的民族解放斗争中，语言绝对不是争论的焦点”。至于较低阶层的地位问题，他宣称，“至少在南美洲和中美洲，欧洲式的‘中产阶级’在18世纪末期仍然微不足道”。然而，人们到底应该如何研究美国的民族形成，安德森始终语焉不详，只是一再强调印刷品在民族独立过程中的关键作用。［1］

另外一位注意到美国民族与民族独立脱节的学者是威尔伯·泽林斯基（Wilbur Zelinsky）。在《民族成为国家：美国民族主义不断变换的象征基础》（1988）中，泽林斯基宣布，“作为一个国家，年轻的美国与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正在欧洲兴起的国家大相径庭”，而学术界却习惯于在欧洲或第三世界国家中寻找民族意识的根源并解释其演变。美国因此经常游离于民族运动的普遍模式之外，她不是一个“民族国家”（folk-nation），甚至不是一个由植根于美国土壤的此类民族国家组成的邦联。究其原因，泽林斯基认为，一是当北美殖民地媒体报道美国独立运动兴起时，美国的整体民族意识还在萌芽之中，二是十三个英属北美殖民地在宗教方面没有统一性，三是独立时期的美国缺乏自己独立的民族象征体系，没有本土文化、艺术和民族英雄等，甚至还没有确定首都的位置。由于英美都使用英语，语言更不可能成为殖民者争取独立的原因。［2］

安德森和泽林斯基都敏锐地觉察到，美国民族的形成与传统模式之间存在明显区别：在美国人争取民族独立时，美国的民族尚未出现。这种悖论也引起其他学者的关注。如此而来，如何解释美国独立运动的民族基础，便成为更多研究成果的关注焦点。

二、美国民族形成的独有重心

既然学界无法根据普遍模式去论证美国民族的形成，他们就必须另辟蹊径，寻找新的突破口。综合观之，美国学者为解释美国民族形成，量身定做了如下几类研究角度。

有学者认为，美国国家象征的出现即标志着美国民族的诞生。泽林斯基就是秉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他在发现传统模式不适合美国之后，着重从造神运动、国家节日和地理名称等方面，论证了美国民族的产生和演变过程。他表示，直至革命前夕，北美殖民者跟英国人崇拜着相同的圣人、上帝和君主，但革命一旦爆发，他们立即抛弃了这一做法，开始了自己的造神运动，华盛顿、杰克逊、林肯、爱迪生、肯尼迪等相继被推上神坛。虽然泽林斯基怀疑这些理想形象的长久生命力，却大力赞赏它们在美国民族诞生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对于缔造和维系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英雄群体在（独立之后）危机四伏的第一个世纪里，可能担当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包括独立日在内的具有特殊历史和政治意义的节日以及各种历史遗迹和纪念仪式相继出现，同样极大促进了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在泽林斯基看来，地理名称的本土化，甚至是语言的美国化，都推动了美国的民族形成进程。［3］

另一模式是聚焦美国革命和立国之初人们的日常政治活动，探寻美利坚民族形成的迹象。戴维·沃尔德施特赖谢尔（David Waldstreicher）呼吁，学界在研究美国民族的萌芽时，应该把注意力转向现实社会。他笔下的现实社会，就是18世纪末期美国的各种日常庆祝活动。沃尔德施特赖谢尔相信，当时的美国人虽然各执己见，从属于不同派系，但他们开展的政治活动主要围绕联邦宪法和1812年对英战争，并且是以“国家和人民”的名义，“极力证明（自己）真正代表着美国民族和美国革命”。所以，早期美国的政治“冲突缔造了（美利坚）民族”。沃尔德施特赖谢尔利用的文献包括民谣、告示、演讲和新闻报道等。［4］这一研究把一直作为政治主题的民族形成研究引入了社会生活领域，对于我们从新颖角度考察美国的民族起源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