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渝，从人类活动起源地之一到“南夷”之地，再到大一统国家体系中的一方之域，域内民族迁徙、融合、发展并在西南民族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史家在史书编撰中单独给以立传，如《华阳国志》《后汉书》的“巴郡南郡蛮”与“板楯蛮”，《新唐书》“南平僚传”，唐宋之羁縻州，《明史》“石砫宣抚司传”“酉阳宣抚司传”等。此外，杂于历史文献中的记载仍有不少。目前，巴(渝)文化、僚人、土司等某一方面的综论已有一些成果，但巴渝民族整体研究状况及史料整理还有进一步梳理的必要，故在前人成果基础上撰此文，以就教于方家。

一、巴渝与巴渝民族

“巴渝”之称由来已久，司马相如《上林赋》载：“巴渝宋蔡、淮南于遮。”西晋郭璞注：“巴西阆中有渝水，僚居其上，皆刚勇好舞。初，高祖募取，以平三秦，后使乐府习之。因名巴渝舞也。”[1]128这里，“巴渝”为郡名与水名(地名)的合称，是一个地域概念，主指僚分布区域。蓝锡麟据“巴渝乐”“巴渝舞”等记载指出：“不难判定，‘巴渝’是一个地域历史概念，它泛指的是先秦巴国、秦汉巴郡辖境所及，中有渝水贯注的广大区域。当今重庆市，即为其间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堪称主体部分。”[2]2

“巴渝”的界定，多从文化角度进行的，经历了巴蜀文化之“巴”到巴渝文化之“巴渝”的发展历程，其定义呈现细微变化。

20世纪40年代，卫聚贤等学人在《说文月刊》“巴蜀文化”专号提出了“巴蜀文化”的学术命题，卫聚贤提到：“林名钧先生并指出《华西学报》第五期有錞于图，其花纹类此，购而读之，知万县，什邡(四川)慈利(湖南)长阳(湖北)峡来亦有此特异的花纹兵器等出土，包括巴国在内，故又改此文(注：《蜀国文化》)为—《巴蜀文化》。”[3]1“巴”范围涉及湖北、重庆、四川部分区域。缪凤林指出，“巴蜀二字，有广狭两义”，狭义巴蜀范围为巴人/巴国、蜀人/蜀国，相当于汉代的巴郡十一县蜀郡十五县及广汉郡十三县；广义巴蜀，还包括了“西南夷”之“西夷”“南夷”即“自今四川全省外，还及西康贵州云南的一部”及汉中郡[4]。“巴”实包括了中心区与周边区。学者也有巴文化之宏观、微观之分，管维良就宏观巴文化说：“从空间上，凡出有巴文物的地方，或文献记载巴人活动过的地方。”[5]155随着考古发现及研究深入，文化之“巴”主要范围以重庆、川东、鄂西为中心，扩及汉中、黔北、湘西，但并不包括廪君后裔——豫州蛮活动的所有区域。

“巴渝”范围虽与“巴”基本一致，但它是随着“巴渝文化”学术概念提出与研究深入而确定的。董其祥于1981年较早提出这一命题[6]440，但作为学术性概念提出是以《巴渝文化》第一辑的正式出版为标志[7]86，该辑“编者的话”提到：“两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重庆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川东巴渝之地上，就站立着我们的原始先民。……其后，部落纷争，王国兴衰……乃有今日之川东与重庆。”这表明辑刊探讨的“巴渝”范围是以川东与重庆为主。学者于1999年明确提出了“巴渝文化”概念，“所谓‘巴渝文化’，是指以今重庆为中心，辐射川东、鄂西、湘西这一广大地区内，从夏商直至明清时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合。”[8]“巴渝”演变成了一个中心(重庆)、三个辐射地域(川东、鄂西、湘西)的地理空间。胡道修强调“巴渝”地理概念的变动性，“‘巴渝’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名随人迁的地域概念，随着巴渝区域的主体居住族群的迁徙而变迁，其主体区域有一个由嘉陵江、渠江中游向三峡地区变迁的过程。”[9]重庆学界关于“巴渝”范围的主流意见则是通过《巴渝文库》第一部书《巴渝文献总目》“凡例”中的“地域范围”体现：古代“以秦汉时期的巴郡、晋《华阳国志》所载‘三巴’为限”，民国“原则上以重庆直辖后的行政区划为基础，根据民国时期的地理建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张弛”[2]2。

可知，“巴渝”称谓出现较早，是一个在历史长河中随着巴人及后裔活动范围不断发展演变的地域概念，范围以今天重庆为中心，包括了川东、鄂西，扩及湘西、黔北。

民族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指包括汉族在内所有民族，狭义指汉以外的民族，这也是“民族史”书写常用概念。巴地入秦几百年后的汉代，班固追忆说：“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10]1645巴地为“南夷”的认识是基于中心(正统)的观点，再如《宋书》称北魏为“北虏”、《魏书》称刘宋为“岛夷”。与班固“南夷”认识不同，常璩将巴国起源追溯为三皇时期的九州之“一囿”，并为周氏之子国，“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姫封于巴，爵之以子”[11]5，将“巴”排除在蛮夷之外，而蛮夷变成了“其(巴国)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11]510。本文“巴渝民族”为狭义概念，是历史时期生活在巴渝地域，包括了巴(人)族在内的所有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