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土司归附明朝后，大都不远万里，主动进京朝见天子，贡献方物。后因次数过多，应接不暇，明廷遂规定：“西宁十三族、岷州十八族、洮州十八族之属，大者数千人，少者数百，亦许岁一奉贡，优以宴赉”（《明史》卷330《西番诸卫》）。如遇到皇帝万寿节、皇太子千秋节等朝廷庆贺大典或受到朝廷特殊恩赏，西北土司也要进京朝贡，其所贡方物一般为马匹、宝石、皮货等土特产。对于西北土司的赏赐，明朝按照“厚往薄来”的原则议定，“河州卫、必里千户所千户，每员银六十两、彩币六表里、钞百锭。曾授金符头目亲来朝贡者，银五十两、彩币五表里、钞七十锭、纻丝衣一套”（《明太宗实录》卷18）。为了追求高额利润，西北土司往往趋之若鹜，“朝贡不辍”，有的使团人数多达数百人，有的使团“其意盖假朝贡之名，潜带金银，候回日市买私茶等货”（《明英宗实录》卷177）。

一

作者：何威，系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

明清时期，西北土司虽与中央王朝相距千山万水，但“袭替必奉朝命，虽在万里外，皆赴阙受职”（《明史》卷310《土司传》），且听征调，保边塞，无论西北局势如何变动，仍保持“捍卫之劳，无悖逆之事”。明永乐十年（1412年）凉州土酋老的罕叛乱，河州土司何铭出征甘肃，勇猛异常，追虏至沙金城（今青海大通县境内），在作战中阵亡。为表彰何铭之功勋，明成祖亲遣行人程远谕祭何铭之灵。明嘉靖年间，担任都指挥使的庄浪土司鲁经，因病请休，朝廷不准。甘肃巡抚许凤翔上奏明世宗，“世将敢战，知名异域，今边患棘，不宜听其去”（《明史》卷174《鲁鉴传》）。明末李自成起义席卷中原及西北，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派贺锦率部攻打西北各地。庄浪鲁土司与西宁祁土司歃血为盟，誓死抵抗。土司鲁映昌后被活捉，“劝之降，不应”，被起义军处死。

西北土司大力推崇并主动学习儒家文化。天顺八年（1464年）十月，鲁鉴捐银百两重修庄浪卫儒学。河州何土司衙门也设有私塾，聘请当地的儒士教授子弟。西北土司家族中有多人儒学造诣不下汉族士子，并金榜题名。而其中尤以西宁东、西李土司家族为最，他们颇慕儒学，人才辈出。李土司家族在明清两朝共有2人高中进士，1人考中举人，1人考中秀才，4人先后入国子监。东伯府十四世土司李世泰，自幼唯好中医，“其赋性仁慈，尤慕医学，年弱冠师事巨，口传手授，如有所悟，虽书方时有讹字，然服其药，功效立著”（杨应琚：《西宁府新志》卷7）。可见，李土司家族已成为一个以仁义治家、以诗书传家的书香门第。

二

西北土司所领属民的生活习俗受地理环境影响，多以肉食和乳品为主，需要助消化的饮品，而“茶性通利，能荡涤之”。于是形成了嗜茶风俗，“不得茶则困以病”（《明史》卷80《食货四》）。所以，西北土司需要通过贸易来换取中原的茶叶。同时，中原对于西北盛产的马匹具有巨大需求，使得茶马贸易随之兴起。据《明实录》记载，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五月明朝在西北地区以茶易马匹，后虽有所减少，但嘉靖时期每年易马数仍以四千八百匹为额，可见当时茶马贸易规模之大。在茶马贸易的带动下，西北与中原互通有无，游牧与农耕互为补充，民间贸易也非常兴盛，还因此产生了丹噶尔（今青海湟中）等著名的商业城镇。所以说，茶马贸易就如同一条纽带，将西北土司与中央王朝紧紧联系在一起，正如弘治年间督理陕西马政的明朝名臣杨一清在奏疏中所言：“以马为科差，以茶为酬价，使知虽远外小夷，皆王官王民，志向中国，不敢背叛”（《明经世文编》卷115）。

本文转自：光明日报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西北土司积极推动自身文化变迁，主动接受中原文化影响。从龚荫所著《中国土司制度》中，我们看到甘肃和青海西宁地区的土司几乎都改为汉姓，总数达48家。除了在本民族的名字前冠以汉姓之外，有的土司还取汉名。例如西宁李土司，除始祖名李南哥外，其后世子孙皆用汉名汉姓。亦有一些土司还有字有号，如庄浪鲁土司三世祖鲁鉴字明，四世祖鲁麟字世详，五世祖鲁经号西昆等。

西北土司对王朝国家强烈的政治认同，除了由于西北土司势力较小以及中央政府对其较为严格的管控之外，还在于其自身通过纂修家谱、重构家族祖先记忆，在更深层次上强化国家认同。如西宁李土司家族的族谱中记载：“仆自始祖拓跋思恭以平黄巢功，赐姓李氏，世长西夏。至赏南哥，元封鄯善王，驻节湟中。传至南哥公，归附我太祖。”（李鸿仪：《西夏李氏世谱》卷一）庄浪鲁土司家族的族谱中亦载，“始祖讳脱欢，元世祖之孙。仁宗皇庆二年，晋爵安定王，历事英宗、泰定帝、明宗、文宗”（王继光：《安多藏区土司家族谱辑录研究》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