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2022年冬奥会落下帷幕。回顾冬奥会的精彩瞬间，很多人可能注意到，本届冬奥会的主场馆、分场馆，乃至火炬接力点，几乎都在永定河文化带上。

1996年4月，《北京晚报·百家言》刊登了笔者题为《北京的母亲河》的系列文章，详细论述了永定河与北京城血肉相连的母子关系，这个概念已被人们广为接受。

如今，考古学家通过大量的田野考古实践和器物类型研究后认为，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在中国文明的缔造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而蜿蜒其间的“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不仅哺育了北京城，还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

蜿蜒的永定河 白继开 摄 TAKEFOTO供图

古燕国与秦国有文化往来

永定河上游桑干河所流经的大同盆地、阳原盆地、怀来盆地，在遥远的地质时期，曾是一个面积近1万平方公里的湖泊，被地质学家称之为“桑干古湖”。据地磁年代测定，桑干古湖大致形成于260万年前的上新世末或更新世初，消失于距今两三万年前的晚更新世末期。

经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数十年的研究，在东西长82公里，南北宽27公里的桑干古湖岸边，发现了早期人类文化的遗存、遗址80多处，且出土了数万种古人类化石、动物化石和多种类型的石器。这些石器几乎记录了新旧石器时代发展演变的全过程。2001年，专家还首次发现了距今约200万年前古人类进食的遗迹。这足以说明，古老的永定河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

在人类发展的漫长时光里，永定河流域见证了多个少数民族的崛起，也见证了不同民族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并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据考古工作者依据相关资料研究推断，我国历史上殷人的祖先，不仅可以追溯到燕山南北的“古燕文化”，而且还可以追溯到东北的“白山黑水”间。

西周武王伐纣灭商之后，随即封黄帝之后于蓟，武王之子成王又封召公于燕，这也体现了中原文化与燕文化的融合。燕山南北的广大地区最终于2000多年前汇入中原文化：公元前227年，秦国大将王翦率军在易水西侧打败燕军，并攻占燕下都（燕国都城，位于今河北易县）。翌年，秦国又攻下蓟城。

考古学家从实地的发掘考察中发现，从阿房宫的规划建设以中轴线为基准，到建筑群的部署、建筑构件的规制和纹饰，都是模仿燕下都的。再如秦始皇陵特制的夔纹大瓦当，与当时中原地区流行的云纹瓦当不同。燕下都众多类型的兽面瓦当和饰有夔纹的大型构件，极有可能是它的来源。由此可以推知，秦始皇“大帝国”思想的形成与北方的燕文化不无关系。

几百年后，拓跋鲜卑族崛起。“嘎仙洞”原是大兴安岭东麓靠近顶巅的一个天然石洞，正是这个石洞里的石刻，揭开了鲜卑先祖发源地的历史之谜：拓跋鲜卑的远祖，“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且“畜牧迁徙”“射猎为业”。

拓跋鲜卑族从大兴安岭走向呼伦贝尔草原并一路南进，继而在敕勒川的盛乐（今内蒙古和格尔县以北）建立起了第一个政治中心。

据文献记载，鲜卑族首领拓跋珪在盛乐息众课农，并把经营农业的经验推广到黄河以北，在后套进行屯田。此举为北魏统一黄河流域打下了经济基础。

拓跋珪幼年曾随祖父到过长安，并在那里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他不仅崇尚中原汉文化，还说拓跋氏“出自黄帝之子昌意的一脉”。

公元396年拓跋珪称帝。两年之后即迁都于桑干河畔的平城（大同），并建宗庙，立社稷，实行“计口授田”“离散诸部，分土定居”等政策。这样，原来居住在北方的鲜卑族各部及匈奴、丁零等部族，逐渐打破部落间原有的界限，加速了部族的融合。

北魏最终建起了东起上谷军都关，西至山陕中间的黄河，南达中山的隘门寨，北抵阴山的草原帝国。流淌在北魏范围内的永定河，再次见证了北魏的繁盛以及多民族的交往。

此后，被永定河环绕的燕都逐渐走上历史舞台，永定河水汩汩流淌，不断为这座古都注入生命与活力。

永定河见证多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

公元10世纪，崛起今辽宁西北部西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潢水）流域的契丹族建起了辽国，并南下在隋唐时期北方的军事重镇幽州，建起了陪都：南京。当时的南京城（亦称“燕京”），是辽在华北的政治、军事中心，也是经济、文化中心。

契丹人久居地域辽阔的草原之地，仍保留着原有的生活习俗。辽统治者为了加强契丹族贵族政权的统治，在政治上采用“四时捺钵”的制度，即契丹皇帝在每年的春、夏、秋、冬四季，到各地以狩猎或者避寒暑的名义，召集臣僚商议军政大事。所以，有辽一代实行的是“五京制”：上京临潢府（内蒙古巴林左旗）、中京大定府（内蒙古赤峰市宁县）、南京幽州府（析津府）、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