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国马普研究所发布的在线版《世界语言结构图册》(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简称WALS)，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境内北方的语言除了北方汉语(Mandarin)外几乎是一片空白，中国北方非汉语言数据十分缺乏。曹志耘主编的《汉语方言地图集》可称得上是国内汉语方言大全， 南部的方言调查点可谓星罗棋布，但相对而言，北方方言尤其是甘肃、青海的方言点显然要少得多。长期以来，汉藏语系诸语和语言接触的研究相比北方阿尔泰语言联盟诸语和语言接触的研究显然要丰富得多。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重新认识北方民族诸语(包括北方汉语方言及其变体语言如“五屯话”“唐汪话”等)的重要性及其研究价值。

不同群体的交往远早于文字记载

考古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可靠的时空视野，为我们关于人类历史的研究提供了物证。殷墟甲骨文和青铜器代表了华夏文明，遗址在中国北方河南省安阳。近年来的植物考古和动物考古，为我们提供了早期中国农业及家畜驯化的历史和源流。通过考古学界的文章，我们看到“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重要遗址几乎都在中国现在版图的北部。任乐乐、董广辉等考古学者通过碳14测年的研究和骨骼碳、氮同位素的分析，使我们对中国农作物及家畜驯化的起源有了基本的认识。西来家养的马、黄牛、绵羊、山羊等也是从中亚传入中国北方的(约在5000至4000年前)。考古学者吕鹏和袁靖指出，这些西渐、东传的“典型遗址”都集中在甘肃和青海。另一个事实也值得关注，根据吕鹏和袁靖的研究，马进入中国北方，以及大麦、小麦进入中国北方黄河上游地区都是在齐家文化(约在4300-3900年前)这个时间段。是否大麦和小麦的传入与马这种“交通工具”的利用有关联呢?

可以说，中国北方和中亚、西亚的来往早在史前就已经发生了。交流的物证就是通过植物考古和动物考古发现的。中外考古学者一直对南方稻米的起源和传播情有独钟，从而使之成为考古领域一直以来的热门研究话题。对南方稻米研究的热忱与语言学更重视南方和西南方的语言及语言接触的现象颇有相似之处。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科技考古的发展，黍、粟的驯化起源和研究越来越引人瞩目。在语言学界，对西北甘肃、青海一带语言的研究也越来越得到关注。简言之，中国北部农业发展和家畜驯化表明北方不同群体的交往在有文字记载以前已有几千年历史。

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互相影响

历史文献可分为有文字记载的传世文献和实物遗存(碑文、墓志铭、出土文献、家谱等)。以甲骨文为上限，中国有文献的历史记载可追溯到公元前14世纪前。历史记载告诉我们，中国的历史是由汉人群体和非汉群体共同创造的。自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灭六国建立秦朝以来，中国有许多王朝和政权是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如北魏(拓跋)、辽(契丹)、金(女真)、元(蒙古)、清(满)等。其他非汉民族建立的政权，历史也有过记载，如鲜卑、柔然(阿瓦尔)、吐谷浑、回鹘、西夏(唐古特)等。

汉族人是典型的农耕文化传播者，而上述北方民族是典型的游牧民族或半耕半牧半渔猎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传统、生产方式、语言习俗、宗教信仰发生了碰撞、摩擦、借鉴甚至同化。几个世纪以来，农耕文明和文化对北方非汉民族的影响极其深远。后者把从农耕民族那里习得的从农耕技术到文字、文化，从宗教、诗歌到治国章典等内容，都纳入到了自己的文化里。辽朝契丹人、西夏党项人、金朝女真人都是参考了汉字造字的规则进而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不同的生存模式互补、互益，使北方人民多元化特征明显。

语言学研究

需要考古学提供时空框架

考古学的研究上限远远超过历史学和语言学。由于汉语不是拼音文字，语言学受到的时间限制可能最大。尽管语言学家可以通过《诗经》的用韵、汉字创建时的谐声系列、现代活化石--汉语方言提供的语料，以及日本、朝鲜、越南在历史上借用汉字的对音作为构拟汉语古音的基石，但仍很难超越无文字记录的时间限制。所以，语言学需要以考古学提供的时空框架，在有限的时间刻度上挖掘语言的原貌。匈奴、鲜卑、柔然、吐谷浑等北方非汉群体的语言，至今都是语言研究的瓶颈。到现在我们都不清楚这些语言的句法概貌，只有历史文献里零星的、用汉字记载的专有名词。通过几代语言学家的不懈努力，对契丹文字、西夏文字及女真文字的造字规律、部分字的读音、意义等已经有了基本了解。但是，要完全破译所有文字，了解这些语言的句法概貌，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