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攵部》云：夏，中国之人也。“夏”为“中国之人”的释说，不独指夏代的“夏人”，而是包括我国中原地区所有的“中国之人”。“夏”字，甲骨文作有头、有手、有足的人形，这是“中国之人”的象形。而“中国之人”周边民族，如“羌人”的“羌”字，甲骨文作头上有羊角，躯体作人形的象形，与“中国之人”的“夏”字相比，显然有种族观念上的区别。

古文献中的“华”、“夏”、“华夏”、“诸夏”、“诸华”，有单称也有合称，它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华夏”合称是如何出现的，这些都是研究华夏民族形成所要考虑的，而学者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章太炎曾提出，“诸华之名，因其民族初至之地而为言”，“华本国名，非种族之号”，其地即今之华山，而后来其民东迁者亦称华族，故“世称山东人为侉子者，侉即华之遗言矣”；又说“夏之为名，实因夏水而得”，其水即今之汉水，“其后因族命地，而关东亦以东夏者”。

这是将“华夏”拆散为两族，两族的原居地都在西部。章太炎的说法完全是臆断，而且无视于作为族名（民族称呼）的“华”与“夏”以及“华夏”在出现时就指的是一族而非两族。如《左传·定公十年》所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这是互文，裔，与夷同义，夏与华同义，表述的就是夏即华的意思。

也有认为，华夏之名“由华胥而来”，其中，有的说：“相传伏羲氏之母为华胥……华夏之名当即由华胥而来”；有的说：“华族得名，很可能与华胥有关。如果说伏羲是华族最早的神话中的祖先英雄，那么华胥就是华族的始祖母。”又说华胥履“大迹”的雷泽即今之太湖，华山不是指一般所称的西岳，而是太湖之滨的惠山，因此，“中华民族的最早源头是在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

这种华夏民族起源于华胥氏论者有几个最基本的问题没有搞清楚：

（1）民族恰恰是在联合乃至融合无数氏族基础上而形成的，怎能由一位女始祖繁衍而出呢？这种做法与古人认为人类是由女娲抟土造人的神话思维有何区别？而且与百年来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的发展所提供的知识不相符合。

（2）在古史传说中，华胥氏所代表的氏族是远古众多氏族中并存的一个，在包括《列子》在内的先秦文献中，看不到华胥氏与其他氏族部落，特别是与成为华夏民族的主体部族有何衍生关系，在此情况下，把“华族”与华胥氏直接相连，岂不成了望文生义？

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根据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纹饰以花卉主，庙底沟类型的分布中心是豫西陕东一带，在华山附近，提出：“庙底沟类型的主要特征之一的花卉图案彩陶可能就是华族得名的由来，华山则可能是由于华族最初所居之地而得名。”

苏先生的这一说法也需要做一些辨析。苏秉琦先生当年提出这一问题时，其立论的基础是庙底沟类型与半坡类型是同时并存的地域关系。但后来地层证据和碳十四测定的年代数据都表明二者并非同时并存的地域关系，而在时间上前后相承，半坡类型为仰韶文化早期，庙底沟类型为仰韶文化中期。庙底沟类型的彩陶纹饰中，花卉纹样固然突出，鸟的纹样也突出，在陕西华县泉护村庙底沟类型12个鸟纹样。

庙底沟类型纹饰中的所谓“圆点勾叶”，是否全是花卉的抽象、变化形态，还是其中有的是由鸟纹变化而来，这是值得研究的。此外，无论是仰韶文化的半坡期还是庙底沟期，被视为图腾纹样有许多种类，如半坡时期有鱼纹、人面鱼纹、蛙纹（鳖纹），庙底沟时期有鸟纹、蛙纹（鳖纹）、火纹等，这一方面说明当时存在许多图腾族团；另一方面又说明在时间推移的过程中，如从半坡期到庙底沟期，由于不同族团或同一族团内部不同分支地位的消长而出现崇拜对象和时尚的变化，所以，包括花卉纹在内的各种彩陶纹样每每都与某一时间段相联系，而不能仅仅与族属相挂钩。

在这些之外，诚如张富祥先生所指出:“最关键的问题是，古代是否确曾存在一个有着独立渊源且曾与夏族并立的‘华族'？”在古文献中并不存在“夏”与“华”相并立的二族,《左传·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华、夏互文，也说明华族即诸夏，也就是说，就民族实体而论，春秋战国时期的“夏”、“华”、“诸夏”、“诸华”、“华夏”，指的是一个民族。此外，从华、夏二字音、义相通来看，也指的是一个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