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新疆多民族共居的历史格局是如何形成的？

中新社北京4月20日电 题：新疆多民族共居的历史格局是如何形成的？

中新社记者 杨程晨

250年前，土尔扈特人在渥巴锡领导下历经艰辛选择举族东归，离开生活了近一个半世纪的伏尔加河流域，破釜沉舟回到了被他们称作“太阳升起的地方”——新疆伊犁。

2021年，适逢这场横跨欧亚大陆的人类迁徙250周年。中新社记者近日就此专访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马大正。

他认为，回顾、梳理包括土尔扈特东归在内的多个民族迁徙历史场景，可以确定：中华民族构成紧密的整体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重原因促使土尔扈特东归

渥巴锡所率起义东归的全部队伍共有33360余户、16.8万余人。马大正描述了这样一幅场景：伏尔加河下游，1771年1月初正是隆冬季节。成千上万的土尔扈特妇孺老人乘上早已装备就绪的马车、骆驼和雪橇，在跃马横刀的骑士护卫下，一队队陆续出发，彻底离开了他们游牧的异乡。他们异口同声高呼：“我们的子孙永远不当奴隶，让我们回到太阳升起的地方。”马大正分析，土尔扈特人东归的动因可分三个层面。

直接起因在于，17世纪30年代土尔扈特蒙古迁牧伏尔加河流域并生息繁衍一个多世纪，始终保持自己民族固有的政治体制、经济形态、语言、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而与俄国沙皇政府力图控制和奴役他们的图谋发生尖锐冲突。

思乡情结升华为家国情怀，是促成东归的有力动因。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清朝在对远处异域的土尔扈特人关系处理上，正体现了其民族政策中“恩”和“抚”。

深层原因则是土尔扈特人对祖邦故土的文化认同。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由康熙帝派遣的使团到土尔扈特探望时，阿玉奇汗向使团询问故乡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情况，表示出对故乡的极大关心。他向来自故乡的亲人倾诉，蒙古“衣服帽式略与中国相同，其俄罗斯乃衣服、语言不同之国，难以相比”。

马大正说，文化具有超时空的稳定性和极强的凝聚力。文化认同始终是维系社会秩序的“黏合剂”，政治认同、国家认同的基础是培育社会成员国家统一意识的深层基础。国家统一固然取决于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但文化认同却是物质力量无法替代的“软实力”，是一种更为基础性、稳定性、深层次的战略要素。

他提出，起义队伍的悲壮义举显示出土尔扈特人一去不返、回归祖国的决心。土尔扈特蒙古与祖国一个半世纪的交往联系，乃是中国各民族之间长期形成的巨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体现，而土尔扈特重返祖国正是这一结果。

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的屯垦戍边史

18世纪50年代末，清政府实现了对新疆的统一。为确保对西北地区的管辖与军事防御，乾隆二十七年，清政府设置“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作为中央政府派驻新疆的最高军政长官，其下设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等分驻各地，管理当地军政事务。

为保卫新疆和开发新疆，清政府有计划实施戍边移民，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遣满洲、索伦、察哈尔、厄鲁特、锡伯兵丁携眷属移驻伊犁，分别组成“满营”“索伦营”“察哈尔营”“厄鲁特营”“锡伯营”供伊犁将军控驭调遣。

马大正评价，此番西迁新疆戍边活动构成一幅西进的宏伟诗篇，这批西进者在保卫新疆、开发新疆实践中建立的伟业引起了历史学家和今天西进者们的极大兴趣。在这股西进洪流中，察哈尔蒙古的戍边队伍占有重要位置。

察哈尔，《明史》称“插汉儿”，又作“插酋”，蒙古旧部落名。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和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清政府分两次共调遣2000名察哈尔蒙古兵丁迁入新疆。马大正说，屯垦戍边、开发新疆，这一任务决定了这些兵丁是“携眷”以及“永久驻防”。从现实生活看，当今生活在新疆，主要分布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察哈尔蒙古族，是这一特定历史事件中的察哈尔蒙古后裔。

马大正强调，察哈尔蒙古在博尔塔拉驻牧后，与相邻诸民族相处是友好的，察哈尔蒙古与卫拉特蒙古的关系尤为亲近，满文档案中留下了他们亲如兄弟的感人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