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世纪早期，最优秀的罗马人已看到希腊语的衰落对西方世界的拉丁文化所带来的威胁，他们想通过翻译来避免这种情况。

奥古斯丁本人几乎不能真正地研读一本希腊语著作，假如在波尔多仍有教授在传授米南德著作的话，这是公元4世纪高卢主要的学术席位之一，也是鲜有人能真正从中感悟到真谛的。然而仅仅是从这里，一些希腊语渗透到爱尔兰；在那里，希腊语存在的时间比欧洲大陆要长，这可以追溯到加洛林时代。

然而，希腊语书籍似乎并没有流传到爱尔兰，全部细节仅仅是好奇心的产物。为了能使那些说希腊语的人与说拉丁语的人之间相互理解，就必须有一些我们今天那样的各种字典和词汇手册，它们中的一些一直保存到今天，造成这一情况的一个最简单的原因是人们仍在广泛地使用这些东西－一些俗语、方言仍旧从中不停地产生。

反映在最后时期的语法著作中的学校语言与当地俗语的斗争是重要的，主要是因为这对罗曼语产生了深深的影响，罗曼语是起源于通俗拉丁语的一种语言；这一情况同样适合使用通俗拉丁语写作的人，比如图尔的格雷戈里的著作，马克斯·博内以非常典型的形式使用了格雷戈里的著作来说明这一进程。译自希腊语的著作，比如皮莱格尼戊斯的《兽医学》,苏拉诺斯的医学著作和以巴巴洛斯·斯卡利杰里，尽管该书实际上是希波吕托斯的著作著称的年代都属于同一类型。

许多翻译粗糙的书相当难以理解，比如《阿拉图斯拉丁语》,以及《赫斯珀里卡的花园》都是难以理解的，而这些著作则被当作是古代英吉利学术的最后阶段的优美的拉丁语，要归咎于其他一些原因了。

很显然，假如教会决定不支持文学语言的话，就像教会在东方所做的那样，古老语言和古老文化就会完全消失，因此教会的支持就确保了语法和修辞在教会学校存在，这和以七艺形式表现出来古老的“百科全书般的”学问一起存在。在这关键时期仍被研究的作者们－在教会修辞著作中仍然是维吉尔、卢坎、西塞罗的作品－在课程中还保持着他们的地位。远不止这些；但是罗马的元老院家庭，甚至在他们皈依了新宗教之后，仍旧关心保存古老文献，就像“订阅”了许多手稿所表明的一样，他们在尽力获得最佳的古代文本来复制和传播。

不必说，我们必须警惕的是，不要把这些文本当作是学术校对的产物，因为那个时代对语法知之不多，更不用说复杂的学术研究了。就像后来所表明的一样，波伊修斯的翻译对中世纪学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这些译著最终为几个文科保存了一定程度标准的著作。

但是，有一个人使其他人都黯然失色了，这个人就是卡西奥多洛斯。在卡西奥多洛斯从东哥特公共部门退休以后，他就在斯奎拉斯附近他自己的不动产植物园建立了一座修道院，斯奎拉斯不久也成为一个学术中心；他在这里建立一座图书馆，在《神、人读物导论》中为图书馆奠立了一份包括复制古代文本的职责、工作计划，也等于通过这座图书馆为后代指定了这份计划。

卡西奥多洛斯与东方的一些文化中心也保持联系；因为在意大利南部，希腊语还没有彻底灭绝，在图书馆也可以找到一些希腊语方面的书籍，尽管不是古典方面的著作。可以肯定的是，卡西奥多洛斯的植物园和图书馆并没有保存到伦巴底人时代，许多书籍似乎流传到波比奥,或许也流传到维罗纳的小图书馆－不过是以重写本的形式流传到那里的。

由于圣本尼迪克特修道院的修士们坚持《神、人读物导论》的教导，卡西奥多洛斯的精神及其基本原则仍旧得以流传。蒙特卡罗·卡西诺修道院的建立者本人从不奖掖学术，只是以谦虚的态度追随母体修道院，这就使得这个修道院在14世纪就像圣盖伦修道院和富尔达修道院一样缺乏文化。

另一方面，在法兰克王国，几个圣本尼迪克特修道院不久就成为几个主要的学术中心。在法国有一些从阿拉伯征服下的西班牙逃出来寻求避难的人们；在西班牙，只要西哥特王国继续存在，就会继续保持罗马的传统，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在他的百科全书中已经搜集了所存留的古代知识。

现在，这些文献跨越边界流传到法兰西，并在这里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同时也使源于非洲的许多作品免于损毁，例如拉丁文选，无论怎样形容其意义都不过分的是，爱尔兰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随身携带这些书籍，到处传播学术，并建立新的修道院，其中一些修道院位于边界交界处，这就首先要求这些修道院为了基督教本身的缘故，必须赢得胜利，例如位于孚日的卢克索韦尔修道院,位于特来比亚的波比奥修道院以及圣盖伦修道院、莱奇诺修道院、富尔达修道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