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丽娃河之子 许纪霖之窗

《一个民族的精神史》作者:许纪霖本书中13篇人物的研究，是我近5年来最新的研究成果。这些人物，基本是知识分子，或者知识分子出身，他们的一生处于20世纪中国历史的激流险滩之中，随着民族命运的起伏而上下颠簸。我自己也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从1982年毕业留校从事研究以后，就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有特别的兴趣和感受，他们曾经的心路历程，我们今天还在继续艰难地行走，无论是思想，还是心态，我们仍然处于老一代知识分子生命的延长线上。一个学者最合适的研究对象，或许就是他自身，即有着共同基因与文化趣味的同类群体。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叶文心教授，有一次在闲聊的时候，告诉我，在她选择博士论文题目的时候，他的导师，著名的中国历史研究大家魏菲德教授，建议她研究民国的警察或者土匪。这让叶文心非常犯难，这位严复的外曾孙女，笑着说:“我们家族出过学者，也出过商人，就没有出过土匪啊!”后来，她所做的研究，都是与知识分子、商人与都市文化有关。

*图片来源于网络我闯入知识分子的研究纯属偶然。留校以后，组织布置给我的任务是研究中国的民主党派历史。我对民主党派本身的兴趣有限，但对民主党派中的人物--大都是民国著名的大知识分子，却情有独钟，于是从研究黄炎培、沈钧儒起步，逐渐扩展到更多的知识分子身上。我最早的两篇有关知识分子的文章，都是在1987年发表，一篇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历史探索》，另外一篇是《从中国的<忏悔录>看知识分子的心态人格》，前一篇我从独立人格角度，考察了古代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的历史演变，后一篇文章从民国初年的著名记者黄远生写的《忏悔录》，研究中国知识分子内心之中“灵与肉”的冲突，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意外地成为了知识分子研究的专家。更不曾想到的，在1980年代后期的启蒙运动“文化热”中，这些文章竟然得到了广泛的反响，我当年只有30岁，几乎是一夜暴得大名。我得承认，当年我做这个研究没有任何功利的念头，只是出自内心的问题关怀与时代热情驱使。从1977年至今的三十多年，期间我研究过现代思想史、中国文化和城市研究，但一直对知识分子的研究、特别是知识分子人物的研究有着不可抑制的强烈兴趣。个中的缘由，恐怕与我对历史的理解有关。历史是什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已经过世的大家钱谷融先生，当年曾经提出过:“文学是人学”。其实，何止是文学，史学也是人学。人类的历史与自然界的发展不同，虽然有其不可变易的历史法则，但这些法则却是在人的自由意志选择之下而得以实现，甚至改变的。离开了人，历史什么都不是。人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他有自觉的理性，也有不自觉的情感、意志乃至潜意识。要深入历史的深处，就是进入历史中一个个生命深处，他的所思、所想和所行。人与动物不同，他有自由意志，并非仅仅凭生存的本能活着。尤其是知识分子，更是如此。因此，史学就是人学，这个人，不是整体的人民，而是具体的个人，有生命、有温度、有崇高、也有卑微的精神灵魂。在我曾经写过的各种文字当中，比较敝帚自珍的，当属人物的研究。那是一个个活脱脱的生命，严肃而紧张的灵魂。我追寻他们的足迹，读着他们留下的文本，与这些先人同呼吸、共命运。我感觉，我是他们中的一个成员，可以分享他们所有的欢乐与痛苦。每一次书写他们，就是灵魂的自我反省。他们就活在我的内心。本书的书名之所以叫做《一个民族的精神史》，乃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聚焦于这个民族的精英---知识分子身上，我们可以从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窥见一个民族的精神深度与缺陷。精神史的书写，与思想史与文化史不同，它不仅要研究知识分子的观念形态，也要观察他们的情感和意志，以及心态人格。

*图片来源于网络一个民族的精神史，不仅是整体的历史，而且是活生生的具体的人的历史。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有自由主义的，有文化或政治保守主义的，也有激进的左翼知识分子。我本人虽然是自由知识分子，但对文化保守主义与左翼思想怀有某种同情性的理解。因此，本书所研究的知识分子对象，有张之洞、杜亚泉和钱穆这三代文化保守主义者，有林语堂、沈从文、李慎之、王元化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有巴金、瞿秋白、丁玲、郭沫若、郭小川等左翼知识分子，还有汪精卫这个从激进青年最后堕入汉奸的政治文人。熟悉我研究的读者或许了解，过去我着墨比较多的人物，多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几年，我逐渐将关注的重心，转移向激进的左翼知识分子。个中的缘由，不妨借本书的出版，透露一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究竟往哪个方向发展?我与许多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都公认只有一个方向，那就是人类普世文明方向的自由民主道路。这条道路，在20世纪前半叶曾经有过探索，那么，民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给今天的中国留下了什么样的思想与精神遗产?他们的心路历程曾经遭遇过什么样的挫折?这就是我过去30年研究自由知识分子的中心问题所在。不过，五四与后五四两代知识分子，都曾经经历过漫长的革命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都一度以为，革命那一页，永久地翻过去了。然而，历史的发展是那样地吊诡，那已经翻过去的一页，似乎又重新回来了。那么，革命的逻辑究竟何在?革命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究竟如何?进一步言之，我的少年岁月，是在毛泽东的红色年代长大。我们这一代，如同崔健的歌所唱的，都是“红旗下的蛋”，与如今“国旗下的蛋”90后一代，在思想观念和精神气质上迥然不同。不管你成年以后从事什么研究，到你生命的老年，都会不由自主地回到童年，想清算曾经经历过的青春岁月。不仅我个人如此，我同时代的多位学者朋友都是这样。并非偶然地，在中国学术界，这几年出现了一股小小的“新革命史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