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正处于巨大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中，出现了一系列有别于西方社会的现象与问题。在此背景下，借用国外的传统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与方法难以真正有效解决城市化、现代化、工业化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因此中国民族研究必然要随着时代变迁进行全方位的转变，以适应改革开放与多民族国家的发展需要。自中国开始进行民族研究以来，实现学科本土化、创建中国学派一直是学者的孜孜追求，并在理论构建等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但中国民族研究如何在一个没有大师引领、社会问题较为复杂的时代真正实现本土化的理论创新，构建具有全球意义的中国民族研究学派仍旧是社会各界需要考虑的问题。

一、相关研究与本文分析框架

(一)中国民族研究相关综述

目前，已有学者对我国民族研究的历史演变与理论探索进行了综述性与专题性研究。王建民等按时间段对中国民族学发展史进行了全景式回顾与描述[1]；宋蜀华、杨圣敏分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民族学研究50年[2]、60年[3]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综述；杨圣敏进一步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族学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4]；何星亮则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民族学研究理论与方法虽有所创新，但仍需进一步完善[5]；何明认为需推动民族研究的认识论转向，方可实现中国民族学的知识体系重构[6]。此外，还有学者系统引介了国外民族理论，并指出中国民族研究应有的理论与方法[7]。

(二)分析框架

自1898年严复《天演论》译书出版，开启了时代新学风；后蔡元培在《说民族学》等文章中，第一次明确了“民族学”学科定义。中国学者开始独立自主地进行民族研究，按计划、分批次、划区域的开展田野调查，大批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理论翻译到中国。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民族研究主要集中于边疆少数民族问题(即当时的“边政研究”)。单就这一时期的中国民族研究而言，初生萌芽的中国民族学主要以西方理论为指导，用国外理论从事微观、中观的中国民族研究，且以少数民族的民族志为主，同时也受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影响。但无论是当时形成的“南”派还是“北”派(1)按照当时民族学理论流派与研究方法的不同，可以将中国的民族学研究大致上分为南、北两派。比如当时的北派代表人吴文藻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了要建立人类学的“中国学派”，开始通过引进西方理论、倡导具有中国经验的田野调查等方式进行本土化的探索。，都开始探索中国民族研究的本土化，力求建立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民族研究学派(2)英美国家的“民族学”被称为“文化人类学”；而在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比较相近。本文所指的“民族研究”，是指作为二级学科的民族学研究，意指以民族学为主题学科的民族研究，特别探讨学科理论的演变与中国化历程。。

图1 形成中国民族研究学派的四因素

中国民族研究自20世纪20年代从西方传入到21世纪20年代，经历了百年发展，其理论已发生重大转变。如图1所示，本文从影响中国民族研究的四个因素：古典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苏维埃民族学派、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中国本土经验(政府政策与学者探索)出发，主要考察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扩张的民族研究领域与日益多元的研究内容，特别关注每个阶段的国外理论引介与本土理论创新，表现出我国逐渐探索适合本国民族发展实情的理论研究历程。此外，本文主要从国外理论与国内发展两个角度，并按照不同时期的研究特点和理论探索进行划分，分时期综述我国民族研究的本土理论转变趋向，探索民族学学科理论的变化与发展。

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民族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民族研究在学科划分、理论应用、研究内容等方面以“苏维埃民族学派”为准，这一时期的中国民族理论研究主要是“原始社会史”“经济文化类型”“民族概念、定义”与“民族识别”等[3]32。20世纪60年代，“民族研究”逐渐取代“民族学”，中国民族研究成为“苏维埃模式”的一支，与当时称之为“西方资产阶级民族学”划分了界限。鉴于多民族国家的实情，我国还开展了两次全国大规模性的民族调查——“民族识别”(3)自1950年起，由中央及地方民族事务机关组织科研队伍，对全国提出的四百多个民族名称进行识别，最后一共确认了55个少数民族成份。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4)1956年起，为调查清楚我国各少数民族的基本情况以进行中国民族问题研究，中央人民政府先后派出有学者和专业人员参加的若干民族访问团和民族工作视察组，开始了第一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这两次全国民族大调查运用马克思主义与前苏联民族理论对我国的少数民族进行了本土考察，其中前苏联民族理论导向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