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由帝制王朝转向主权国家，近代史殊为关键。有关民族的议题展开，也无不与这段救亡史紧密相连。但因种种因素影响，同为救亡，知识界不免歧见频出，以西南民族研究为例，即不乏激烈论争。

全面抗战时期，一批聚集西南地区的学者围绕“中华民族是一个”展开的论争，格外引人注目。不少研究者曾尝试梳理它所呈现的政治救亡对民族研究的影响①，或是指出傅斯年、顾颉刚有借政治权力介入学术纷争之过②，甚至是依附权力竞争，“因人废事”③。不过，也有学人将之归结为受西学训练的年轻人（费孝通）与传统中国学者（顾颉刚）的知识交错④，或强调各方观点都融入了重塑“中华”观念的进程⑤，应结合“具体语境，从更广的视野上，揭示其中折射的学术与政治，及其他错综纠葛的社会因素”⑥。此外，在支持傅斯年、顾颉刚观点之余，认为“中华民族”的组成分子当称“族群”者，亦有之。⑦

其实，就近代中国西南民族研究议题而言，分歧不止此一场。例如，傅斯年与顾颉刚、容肇祖、汪敬熙等人因史禄国、杨成志西南民族调查事件，傅斯年与黎光明因黎光明、王元辉川西民族调查事件（王明珂在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档案中发现黎光明、王元辉的材料，并将之整理出版⑧，方为世人所知），均产生过重大分歧。关于史禄国、杨成志西南民族调查事件，有认为傅斯年为学术机构声誉而替史禄国“文饰”者⑨，也有批评顾颉刚、容肇祖狭隘民族主义情绪者⑩。基于傅斯年、黎光明的争论，有学者指出实质是应选择“造民族”还是“造国民”，并强调近代和当代中国都应注重造“国民”而非“民族”。11

后两场分歧未直接影响到国家层面的政治实践，远不如前一场影响范围广且在学术史上引人注目。但若从追踪知识脉络走向及其方法论的角度看，它们与前一场论争无疑有同等重要的学术价值。将三场分歧一并置入近代民族学知识生产的连续谱中，或许比单独考察其中一场，更有利于清晰地呈现民族研究的历史脉络和值得反思的方法论问题。譬如，傅斯年、顾颉刚一贯就反对将少数“民族”作为特别的研究对象吗？若非如此，后来为何改弦易张？吴文藻、费孝通及其他参与论争者，在知识脉络上与傅斯年、顾颉刚是何种关系？“造国民”与“造民族”是否可以二选一，并且只能二选一？以何种方法论做参照，方能既顾及学术史上民族研究知识脉络的“具体语境”，而又兼及“更广的视野”（以何为坐标，视野边界“广”至何处）？

一、体质、语言、历史与民族科学方法

在三场分歧中，最早发生的是因史禄国、杨成志西南民族调查事件而起的论争。其所涉主角包括傅斯年、史禄国、杨成志、顾颉刚等等。

傅斯年曾先后就读于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学习数学、心理学、生理学、物理学，1923 年入柏林大学学习比较语言学（其关于民族学的知识脉络渊源，无疑当首属德国历史学派和比较语言学派，方法上强调语言和历史分析）。1926 年回国，他受聘于中山大学，1927 年在该校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简称“语史所”），任所长。1928 年为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所聘，他在广州为该院创建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任所长，但仍兼任语史所所长，直至11月卸任。

1927 年12 月，俄籍人类学家史禄国经人举荐，拟受聘语史所。1928 年4 月，傅斯年亲自领史禄国拜访语史所顾颉刚，并与顾颉刚及家人一起观看瑶民跳舞，共同进餐，只是顾颉刚自感“惜予未能英语，无由达其款曲也”12。其后，史禄国在中山大学讲授《民族学之一般概论》，为开展人类学调查做准备（史语所成立后，史禄国为两所共聘）。6 月，校方决定组团到云南凉山调查“罗罗人”，调查团由史禄国主持，成员包括杨成志、史禄国的夫人（稍后，民俗学家容肇祖申请加入）。7 月中旬，调查团自广州出发，经香港、越南到达昆明，但因先在越南遇台风，复加凉山一带常有“蛮子”（土匪）劫杀“汉民”而“行期累延”。约一个月后，容肇祖突告史禄国，他因需给学生开课得回广州，史禄国颇不满（史禄国原本预期容肇祖将长期参与调查，为之备制了整套行装和调查工具）。史禄国夫妇、杨成志对在昆学校、监狱和军队中的“罗罗人”做了数量可观的体质测量，但凉山之行迟迟未成。杨成志遂致信中山大学，谓史禄国“胆小”“怕苦”，并只身前往凉山调查。后来，杨成志确曾遇到“‘蛮子’下山抢劫汉民的枪声，感慨顿生，终夜不寝”13，沿途几个县的县长均因“恐生不测”而劝阻其行程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