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记之体，源于西汉，经魏晋隋唐，至两宋而臻于成熟。据李德辉研究，宋代行记，“作品可考者多达三百五十余种，涵盖作家二百有余”，且在理念上、体制上、写法上都做出新的多方面重大推进，“优秀作者和优秀作品集群式出现”，终于得以“成功地将行记这种长期处在地志、日记、传记之间的著述之体转变为纪实抒情的文学体裁，为广大士人所沿用，不但提升了行记的文学品位，而且引领、规范了此后的元明清近代行记写作，其功至伟。”[1]1840年，西方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天朝上国的因循迷梦，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民族，不得不在血与火的生死考验中睁眼打量世界，同时也回首反顾自身。有着久远历史的行记文体，恰恰在此时迎来新的繁荣。从鸦片战争爆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被史学界界定为中国近现代史的百年岁月里，出现了行记创作的又一个高潮期，其中最具标志性的有两类：一类是海外游记，另一类则是西北行记。如果说向外看的海外游记，因为面临的是这个古老民族从未经历的全新世界，首先就占据素材内容上的便利，因而较易新人耳目①，那么向内转的西北行记，如何在既有基础上做出有新的具有时代特色的拓殖，考验着那些作者的功力、情怀和眼光。晚清民国百年间，因各种原因前往今陕、甘、宁、青、新五省区及内蒙古、四川、西藏等，在地理上属于我国的西北地区游历的旅人众多，而且创作了总量不下数十百种的行记作品。不少作品即便是置诸中国行记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加以审视，即便是与前代那些优秀行记相比较，都丝毫无愧于杰构之称。对于晚清民国西北行记，尽管学术界已有注意，有关学术或出版机构也有意识地加以整理汇编，但整体性的综合研究，还明显不足，特别是如何从文学角度对有关行记的特色、价值进行比较鉴别分析总结，提炼出可资参考借鉴的文学经验，更有大量工作亟待着手。阅读和研究晚清民国西北行记，首先应注意到西北地区特有的自然人文环境、尤其是近现代百年中国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使晚清民国西北行记从关注话题到精神气质到艺术风貌上，都呈现出全新的时代特征。

晚清民国一系列西北行记的作者，除少数人外②，更多作者、特别是进入民国以后的行记作者，之所以甘冒万里跋涉之艰、穷荒兵匪之险，矢志西行，并且在此基础上呕心沥血笔之记之，其初衷，完全是基于一份赤诚的家国情怀，是为了寻一方可供长期支撑的救亡图存的后方基地，是为了谋求在深刻反思民族现实苦难与精神病痛中开出疗救的良方。可举数例为证：1916年，谢彬以民国财政部调查员身份调查新疆财政，却写就洋洋数十万言的《新疆游记》，孙中山先生曾作序概括此书意义为：“述其足迹所经、视察所及，以飨国人，使知国境之内，尚有此广大富源，未经开发者，可为吾人殖民拓业之地，其兴起吾国前途之希望，实无穷也。”[2](P1)其实这正是作者之所以在调查财政主业之外，广泛深入考察记录新疆社会的心理动机。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时称“我国唯一女飞行家”的林鹏侠考察西北并撰著《西北行》，其目的就是要通过自己身体力行的实际考察，“促起国人注意西北之重要”，并希望“政府能与人民通力合作，集中人才资本，作大规模实际开发……各尽所能，树共存共荣之基础，进而与列强争雄长于世界……”[3](P5)1934-1935年间，上海《申报》记者陈赓雅在西北数省采访，所写通讯不仅在《申报》连载，而且最后结集为《西北视察记》出版，也是“期以所得，贡献国人，以资确切认识边疆状况，并促开发计划之早日实现。”[4](P2)1949年，史学家顾颉刚在为其《西北考察日记》所作《自序》中，回顾其1937—1938年的西北之行，其中云：“转思以一素不接触现实之人，竟得作此壮游，跋涉于河湟洮渭之间，识其百余年来所以动乱之故，而献其曲突起薪之谋，则所失固多，亦未尝无一得。”[5](P168)以上这些个人行动之外，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大规模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舆论背景中，各种名目的西北考察团、西北访问团相继成立，许多知识界、文化界知名人士群起纷至，投身于“到西北去”的行列中，应运而生的属于这个年代的西北行记，在内容上所呈现出的第一个时代特征，就是不再像古代行记只是单纯地写行程见闻观感，而是紧扣当时中国的时代主题，力求主动深入地准确观察西北社会情状。其中，西北民众生存状况之恶劣、社会政治之落后、民族宗教问题之复杂，是行记作者关注与呈现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