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的《生死场》是一个拥有旺盛生命力和巨大阐释空间的文本，在左翼评论家的话语体系中，《生死场》被视为表现底层民众的乡土文学和对日本侵略者痛恨的抗日文学，主要表现“被抢去的土地上的被讨伐的人民”[1]；在革命叙事接管中国的文学批评领域之后，萧红所在的“东北作家群”①被统一视为以笔为武器的抗日爱国作家，《生死场》被归为反帝反封建的抗日爱国文学；随着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的兴盛，女性阅读的视角也进入《生死场》文本。“妇女中心批评”对民族主题和女性意识间关系的探究，成为女性主义批评挑战父权传统的文学史书写、介入八九十年代重写文学史进程的一个切入点。女性主义者对《生死场》的解读，常常绕不开文本中缠绕着的民族主义和女性主义关系问题。

一、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交缠

女性主义者对《生死场》的解读，以《浮出历史地表》为代表性的开端。孟悦和戴锦华出版于1988 年的《浮出历史地表》，可谓是20 世纪80 年代西方女性主义批评传入中国后，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史研究领域引起的最早回响。在第十一章《萧红：大智勇者的探寻》中，孟悦和戴锦华提炼出萧红《生死场》中体现的所谓“女性的历史洞察力”，在肯定和继承基于民族立场的国族历史叙事的前提下，指出彼时“革命神话叙事”和“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左翼美学潮流对女性洞察力的放逐和贬斥，而正是由于萧红生活在左翼美学的边缘，才获得了在创作中挖掘女性心理的空间和可能性，使“女性的洞察力和由女性感受形成的想象力带来了《生死场》特殊的艺术构思”[2]212。概言之，孟悦和戴锦华的解读是在对旧有的“乡土大众表现论”的基础上，加入了对萧红“女性的历史洞察力”的发掘，进而对《生死场》进行女性主义解读，孟悦和戴锦华注意到《生死场》中的女性立场与民族国家叙事的复杂关系，并指出文本蕴含的“发自女性的这样丰富、尖锐、深刻的历史的诘问和审判，以及那对历史的及乡土大众的独特估计”[2]214的价值。尽管孟悦和戴锦华注意到了久被忽视的女性景观，但“女性的历史洞察力”的冠名，最终完成了民族国家或革命历史叙事对女性叙事的收编②。

刘禾的论述则以她的女性主义立场，同民族国家话语进行交锋，质疑鲁迅、胡风等人对《生死场》“民族寓言”式的解读。相对于孟悦和戴锦华的论述而言，刘禾主要关注“已经确立的文学经典中女性的缺席或者边缘化位置”，她以大量的文本分析来描画她所见的《生死场》，试图表现被民族主义解读抹去的“萧红对于女性与民族国家的思考中的深刻张力”，并“批评民族国家取向以及由男性宰制的文学批评实践”[3]286。刘禾关注《生死场》中关于女性身体的描写，将文本所蕴含的农村妇女的生育、疾病、性爱、衰亡等身体体验作为文本考察的重点，进而指出“萧军小说中的乡村世界与萧红笔下的悲惨生活毫无共同之处……他们的作品里孕含着不同的性别因素。萧军的作品重在描述男人的自足和戎马情状，而萧红却侧重于乡村女性的状况和命运”，由此得出结论：“国家与民族的归属感很大程度上是男性的”[3]295-296。刘禾将民族立场剥离出女性世界，认为民族主义只是男性专属之物，它只赋予男性国民以民族主体认同，而女性则游离在此之外，表现女性主义对民族主义的反向放逐。

然而，刘禾将民族国家视为男性及无性的“寡妇”所秉持的男权话语，而将女性特质限定在与民族无涉的“身体”之中，似乎借这种对男权话语的“抗拒性解读”，就可以完成女性形而下的身体对形而上的父权文化的颠覆。刘禾或许过于慷慨地将女性在现代民族国家中的位置拱手让人，同时也助长了父权话语下的性别二元对立。《生死场》远没有刘禾所解读的那般决绝和激进，有许多地方反倒极具民族历史视角，如第十一章的标题“年轮转动了”，显然属于民族历史话语，在村里人还对着升上去的日本旗发呆，想着是不是改了年号的时候，这个声音早已用低沉而不容置疑的口吻，宣告着新的历史进程的到来。这个声音是超越阶级意识、超越农民的觉醒和反抗,超越了30 年代农村小说表现视域，表现了“我们民族历史的性格和命运”[2]208，并预示本族历史从停滞的惰性走向血与火的历练。显然，文本中的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是复杂交缠着的，“如果说，民族主义遮蔽了我们一只看待妇女与民族之间复杂关系的眼睛的话，女性主义同样会遮蔽另外一只。”[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