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在中国这片广袤、丰腴的大地上生活劳作、彼此交会的各族人民，近百年来统称“中华民族”。此一偏正结构合成词，在“民族”前冠以“中华”，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词语。以下先分释“民族”与“中华”这两个历史悠久的词素，然后对“中华民族”的成词及定格过程加以考究。

一、“民族”乃古典汉字词，并非日源词

民族，指依靠历史、语言或种族联系组成的稳定的人群共同体。从时序划分，有原始民族、古代民族、现代民族；从地域划分，有日耳曼民族、斯拉夫民族、中华民族等等。一些语言学论著把“民族”归入外来词，或称日源词，这是有欠准确的判定。一则，中国古来即有表述此一概念的多种单字词，如“民”“族”“种”“部”“类”等，也有“族类”“族部”“民群”“民人”“民种”等双字词；二则，作为汉字整词的“民族”，成词有千余年之久，且其内涵与现代义“民族”方向大体一致。

（一）释“族”

组成“民族”的核心单字“族”，甲骨文作，金文作，字形右边是一带长柄的三叉戟，上之折线代表飘带，左下为箭矢，象征武力。字意为：在旌旗下族众射箭（共同战斗）。“族”的原义“箭镞”（许多箭头），《说文解字》曰：“族，矢锋也，束之族族也……众矢之所集。”徐笺：“矢所丛集，谓之族。”

故“族”有“集合”义，“引申为聚众，衍为具有相似属性的人群集合，周代百家为一族。中国自古并不特别重视体质人类学分野（肤色等身体状貌），而注重族群文化心理的同一性”①冯天瑜：《“中国”“中华民族”语义的历史生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左传》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①杨伯峻编著：《左传》（成公四年），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18页。，认为族异则心异，强调共同心理是族群凝聚的要旨。

（二）释“民”

组成“民族”的另一单字词“民”，甲骨文作，金文作，象椎子刺入人目，表示受奴役的奴隶。商周时代“人”“民”两分，前指自由民，后指无人身自由的奴与隶。战国以后“民”（奴与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解放，秦汉小篆作，已无奴隶意，《说文解字》云：“，众萌也，从古文之象，凡民之属，皆从民。”此处“萌”通“氓”，指庶众、农民。后组成二字词“民族”的“民”，意为“众萌”，即庶众聚集体。

（三）“民族”为日源词之说，失之武断

近现代流行一种说法：中国本无“民族”一词，此为外来语，被确指为“日源词”，若干论著（包括工具书）皆作此议：明治时期日本学者将“民”与“族”组合成“民族”一词，以对译英语nation，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留日学生将这一术语传入中国。故清末使用“民族”一词的学人，多有游日经历，云云，但并不能由此得出“民族”乃日源词的结论。

第一，如前所述，组成“民族”的基本词素“民”与“族”是常用古典汉字，古汉语的“族”指“族类”；“民”指“众萌”，即广大庶众，两字已具备“民族”的基本内涵。

第二，“民族”作为汉字整词出现，可见于千余年前《南齐书》所载南朝齐大臣顾欢（420—483）评议夷夏服饰习俗的言论：“今诸华士女，民族弗格，而露首编踞，滥用夷礼。”②（梁）萧子显：《南齐书》卷54，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934页。这里的“民族”一词，昭显人群习俗风尚差异，是从“夷夏之辨”讲论“民族”的，已逼近后世通用的“民族”基旨。

其三，在近代意义上使用“民族”一词，也并非始于日本，早在19世纪初，入华西方新教传教士便与中国士人合作译创“民族”，如日耳曼人郭实腊（1803—1851）等编辑的中文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1838）于道光十七年（1837）九月号载《约书亚降迦南国》，创“以色列民族”一语，此为汉字整词“民族”在近代的较早出现。③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71页。

咸丰、同治、光绪间文士王韬（1828—1897）1874年著文，也使用“民族”一词：

夫我中国乃天下之至大之国也，幅员辽阔。民族殷繁,物产饶富，苟能一旦奋发自雄，其坐致富强，天下当莫与颉颃。④（清）王韬：《洋务在用其所长》，《弢园文录外编》卷3，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43页。

王韬作此文，远在他访日之前二十年，显然是他自创或独立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