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讲话中对中国现阶段的民族工作提出新的要求以来，随着精准扶贫、“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国家与社会对民族工作的关注度不断提高，这不仅给民族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研究课题，也增强了民族研究者的学术自信心。民族研究领域无论在学科建设方面还是在理论与实践探索方面都涌现出大量优秀的学术成果，呈现出蓬勃发展且日趋繁荣的局面。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个学科具有什么样的特殊地位与价值，其专业性与规范性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学科研究者对这一学科基础理论的研究程度。民族学是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础理论研究自然也应引起我们的关注。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民族问题研究》是从众多有关民族研究的学术期刊中精选国内外民族研究的优秀成果进行转载的二次文献，对其所载民族理论研究文章进行文献分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本文通过对2014年以来有关民族基础理论研究热点文章进行梳理，反思当前民族基础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建议，以期进一步推动我国民族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

一、民族基础理论研究热点回顾

从2014年至今的转载文章看，民族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学术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议题：民族研究的旨归及学科建设、民族研究的范式转换、民族研究的理论视角、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与政策等。

(一)民族研究的旨归及学科建设

在民族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一直以来都有两种研究倾向：一种是以问题为导向的理论研究，又称民族问题研究，研究路径是“问题-理论”，这是一种以发现问题为出发点，对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历史等各个方面进行研究的思路；另一种是以理论为导向的理论研究，研究路径是“理论-理论”，主要是对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经典理论与前沿理论的介绍、阐释与总结，以及对用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与话语体系来阐释中国民族实践的现象给以规律性的解释，同时也借以印证西方理论的普适性。这是目前民族学界比较推崇的研究路径，因为它看似更合乎学术规范，更有利于学科合法性地位的建构。其实，民族学自民国时由西方引进中国就被等同于文化人类学，由于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领域与人类学基本相同，所以也总与人类学裹挟在一起，没有得到应有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90多年来，中国民族学者对民族学科建设体系的规范性的论争从来没有停止，但是就民族研究学科发展的整体而言，“民族学的学科理论、学科成长和学术成就，虽然取得了一些差强人意的成绩，但是距离具有哲学社会科学支撑作用的学科地位还遥远。”[1]2014年以来，尽管学者们的研究立场基本上还保持上述两种研究路径，但是他们开始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学何以进步”进行探索与思考。杨圣敏从民族学人类学与社会学学科之间的关系、民族学研究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学科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等角度探讨了民族学学科发展进步的可能性路径。他认为民族学应更多地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民族学研究者应更侧重以问题为导向且更加专门与集中地进行研究，在研究中创新理论和方法，在国际学界树立中国学派的旗帜。[2]郝时远则以民族学学科发展史为线索，对民族学传入中国后的学科定义和学科设置进行了梳理，针对民族学研究对象的局限性和学科母体萎缩等问题，他提出必须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坚持民族学学科母体地位，构建中国特色的民族学。[3]

(二)民族研究的范式转换

根据库恩的范式理论，研究范式可理解为科学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循的行为模式[4]。民族学作为一个成熟的一级学科，其学术专业性和规范性毋容置疑，有其独特遵循的学科范式。然而现代社会纷繁复杂，今天的民族问题已经日益转变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这促使一些学者思考民族研究的范式是否存在危机，是否需要对民族研究的范式进行某种深度的转换。赵旭东认为中国的民族问题研究，主要存在两种危机：一是学术表述的危机，二是政治合法性的危机。这两种危机的基础就是，无论哪一种民族观念或立场，其实质无非是从一种西方意识转换到另一种西方意识，从中却无法找到本土中国意识的认同和表述。[5]因此，在文化转型的语境下，对于中国既有的民族关系格局和冲突化解的实践智慧，民族研究需要鼓励和发展出一种范式转换的新思路。[6]何明认为民族研究的危机来源于学者的学科认同危机、公众对少数民族与民族问题的社会信任危机以及体制问题，因此破解民族研究的危机需要从重构“民族”概念、确立“求真务实”的学风、厘清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关系，重建民族研究者的学科认同以及构建广开言路、平等对话、共同协同的体制机制等方面着手。[7]范可指出边疆范式是对学术和政府治理无所帮助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当前的民族研究范式转换亟待摆脱这样的学术范式。[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