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14日至15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苗学研究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年会在云南文山召开，其专题为 “苗学与文化自觉”。主办单位为《民族研究》编辑部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苗学研究专业委员会，承办单位为文山学院、云南省文山州苗学会。下面，仅对该次参会的70篇论文进行分类综述。

一、苗学宏观走向研究

苗学究竟走向如何？将来何去何从？这是我们最为关心的问题。麻勇斌的《中国苗学的当前态势与未来预景》，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明晰的回答。他认为，自2009年在昆明召开的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第十六届世界大会之后，中国苗学获得了影响世界苗学的一定势能，并加速形成了以苗族学者为主、汉族等多民族学者积极投入、能够参与国际对话的学者群。中国苗学正处在有史以来的最佳丰产期；支持苗学发展的各方面资源，正在发挥聚合效应；苗学研究的国际视野已经产生并不断强化。当前的苗学，正在以“国际认同”“国家认可”“社会认定”为大体分层线的分层发展，未来将会成为“自主的苗学、累积的苗学、体系的苗学、国家乃至世界的苗学”。如果说我们过去对此还有所怀疑的话，那么这次会议的成果已经将这种怀疑变成了自信与坚信。

二、文化自觉研究

将“苗学与文化自觉”作为这次会议的专题，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崇高使命。文化是其所属群体共享的一套价值理念与行为规则，是人们结成社会及其活动而形成的价值共意秩序。不同文化是不同群体创造、依存的产物，是不同群体之间赖以识别的身份“标签”。一个对自身文化缺乏自觉的民族，必然会在历史的演进中被边缘化，甚至有被淘汰出局的危险。因此，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把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与自觉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苗族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苗学研究，增强苗族文化自信与自觉，就是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与自觉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说，如何将苗学研究与增强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有机结合起来，使苗学成为促进文化自信与自觉的推进器，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

苗学以苗族为研究对象，是在参照他族的条件下反观自身文化的特点及其优长与短缺。因此，通过苗学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苗族的历史与现实状况，了解自身文化之所以然，而获得对苗族文化的自觉。学科的规范性与逻辑性使得研究者把自身文化或异文化并置于显微镜之下进行理性观察与分析研究，也就能够使研究者实现对自身文化的深度认知与超越。因此，以“苗学与文化自觉”作为这次会议的主题，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有其内在的学理依据。以下几篇论文在这方面做出了具有示范意义的探索。

何圣伦的《当代少数民族个体在传统文化活动中的身份选择与文化自觉：以苗族为例》认为，现代社会，苗族个体文化立场的改变，实际上是他们在面对本族传统文化时身份选择的改变。在苗族传统文化面前选择族群身份，不仅是对苗族文化的认同，同时也是苗族个体文化自觉意识的表达，是对苗族传统文化传承责任的表达。无论文化的现代记载工具有多发达，不管文化的现代记录工具有多丰富，离开传统文化活动，苗族文化的记载就会标本化、符号化。传统文化活动是苗族文化的灵魂所在。每一个苗族个体，都应该在传统文化活动中毫不犹豫地选择文化传承主体的身份，在这种文化现场接受直接的文化感染和洗礼，在深入了解这母体文化的同时，提升自己的文化自觉意识。

吴小花的《文化自觉下的古经传承方式变迁：以苗族古歌<刻道>为例》认为，文化自觉的获得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为对自己族群的文化具有“自知之明”，清楚其来历、历程与未来走向；二为了解他者文化，并能与自己的文化进行比较，取长补短，有所扬弃。从这两个条件可知，文化自觉并非是每个人都具有，只有在因缘和合的条件下才得以产生。因此，文化自觉并非作为一种全体意识而存在，而是分布在不同的个体之中，具有时间上的阶序性，我们可以将之称为个体自觉。个体自觉如何才能得到传递，如何才能在整个苗族群体之中形成共识，我们称之为集体自觉的东西如何才能达成，这是我们当下必须面对的问题。

文化自觉是一个大课题。它意味着对自我与他者的超越，对人类整体文化不断的深入研究与反思批判才能接近。它既是一个个人的问题，也是一个民族的问题，同时也是人类的问题。唯有每个个体做到了文化自觉，不同民族与人类的文化自觉才可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