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若干涉及民族因素的重要社会事实给我国民族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值得反思的问题。知识界就此展开的讨论表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无疑是基本共识，但在诸多重大议题上仍纷扰不清。民族问题“何谓”“何在”“何治”，“中国特色的民族发展以及研究范式的转换”，成了现实的关切①。麻国庆认为，这是由于“相当多的研究者在讨论中国民族的时候……忽视了民族之间的互动性、有机联系性和共生性”②。张小军表示，它与“民族单义性”“民族问题化”有关③。范可尝试论证，这是因为“边疆范式”难以契合当代族群互动的事实④。何明则指出，它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学科认同危机和学术体制问题有关⑤。

本文将尝试指出，姑且不论当代民族研究是否已陷入“范式危机”⑥，它受到了若干重要的制约，应是无疑义的事实。并且，它并非现在才第一次受到较严重的制约，在20世纪80年代也曾遭遇过。两次受制约的问题有显著的差别，但也有密切的关联。若要更细致地考虑改进当前的民族研究，似乎有必要将这些问题共同置放在更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下，进行对照分析，从而清晰地呈现学术脉络走向，以及有现实可能性的当代研究视野转向。

一、国家转型、民族主义与阶级分析

不少研究者谈到当前的民族问题，会溯及20世纪中叶的民族识别工作，以及围绕它形成的一套研究视角、方法。这样追溯，当然有其道理。毕竟，当代民族问题和民族研究不能说与此段历史无关。不过，民族识别本身也有其历史背景。只有被放置在更长时段的历史脉络中加以审视时，它的前因后果才能得到比较清晰的呈现和公正的评价，才能为当下朝前摸索找到更准确的路标。

在世界史进入“现代”之前，“民”以“族”分的现象并非不存在，但至少不比宗教、文野、贵贱等界限更重要。“民族”作为一个现代概念与现代主权国家联系在一起，观念上源于中世纪晚期，实践上的标志性事件则是《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缔结。此前欧洲大大小小的封建主拥有世俗政权，宗教的区别显得非常重要，即便是战争，首要因素也不是民族，而是宗教⑦。但是，随着欧洲争霸和殖民地争夺战日益激烈，民族和世俗国家观念的重要性开始上升⑧。1618年至1648年间欧洲异常惨烈的“三十年战争”，将这种趋势推向高潮。“三十年战争”由信奉新教的波希米亚人反抗控制天主教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开始，德意志地区的各个公国和法国、丹麦、瑞典、荷兰、英国、俄罗斯、西班牙、波兰等国家纷纷卷入。连年战争使得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基于民族的国家利益比宗教派别更为重要（如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就支持波希米亚）。战争结果之一体现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中，就是“人民”“主权”等观念得到了各国承认⑨。此后，欧洲各国之间依然战争不断，但战争阵营主要不再是宗教派别，而是基于民族的主权国家，从而坐实了这种国家观念。与传统帝国认为领土、臣民均属于君主不同，在主权国家观念下，国家属于人民，国与国有清晰的“边界”而非传统意义上的“边陲”⑩。后世西方学者常称这种现代国家为“民族-国家”（nation-state）?，但笔者认为，此概念容易引发“一族一国”的误解（而事实上，即使在西欧也并非一族一国），倒不如“主权国家”概念清晰且有国际法依据。不过，不管用哪个概念，有两个事实是清楚的。其一，民族跟国家紧密联系起来，变成人群分别日益重要的标识，是伴随欧洲资本主义兴起而出现的现代事件；其二，欧洲因相互残杀而形成现代国家之间的游戏规则，以民族主义为基础，并不断强化了民族主义。

欧洲的，也是现代世界的灾难之一，是《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虽确立了与民族主义紧密缠绕的主权原则，却没有任何一个强国试图去尊重这一条约，尤其是他国主权。强国如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等，从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从未停止过在全世界范围内确立和维持霸权，瓜分其他国家的努力。它们建立起殖民秩序，给亚非拉国家带来深重灾难。亚非拉国家在团结本国各族人民反抗西方侵略，争取主权独立的过程中，也主动或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接受了现代民族主义。

以中国为例，19世纪末清王朝统治在内忧外患中摇摇欲坠。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者最开始采用的政治动员口号，仍是较狭窄的“反满”。1894年成立兴中会，宗旨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1905年成立同盟会，其宣言表述依然是“驱除鞑虏……满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在不断斗争中，革命者才逐步认识到，仅靠反满并不能破解中国面临的危局。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写道：“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922年，《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革命的任务应为“反帝”“反封”?。此后，孙中山也主张“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