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晚进入戏剧界，最开始在法国学社会学，我发现自己喜欢站在远处观察。社会学有一个旁支是民族研究，从那里接触到了民族戏剧学，是巴黎新的学科，然后慢慢进入这个行业。我的家庭背景很适合这个学科，父亲来自阿尔及尔，母亲来自越南。我去过日本、越南学习戏剧导演，后来顺利考入了斯特拉斯堡国家剧院高等戏剧艺术学院学习导演专业，一开始进行经典剧本的创作，后来我想探索一下自己的戏剧创作。

讲讲我的家庭，这和我的创作是有关系的。在法国当我进入戏剧圈，我发现在舞台上我们看到的人没有代表性。生活中我母亲是越南人，讲越南话，她的兄弟姐妹讲越南话；我爸爸是在北非生活的法国人，他和兄弟姐妹讲当地的语言，我的堂兄、表弟和外国女人结婚等等。这些人的生平从来没有在大剧院的舞台上表现过，我觉得不管是这些人还是他们的故事是需要在舞台上呈现的。

这是我想讨论的问题

我怎么开始决定做这么一个宏大题目的呢？这要从1996年说起。1996年越南政府第一次邀请在法国的越南人（越侨）回到出生的地方看一看，我当时十几岁，不管是外祖母还是舅舅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他们离开越南40年了，要不要回去那个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外国的地方，我们讨论了1年左右，16岁时我和母亲还有一部分母亲家庭的亲戚回去了。

我到了越南后有非常奇特的感受。生活在法国的时候，每天吃的是越南餐，我一直以为自己是越南人。到了越南后我发现，第一我不讲越南话，第二人们把我当法国人看，我觉得非常困惑。我长得像我母亲，所以和越南亲戚长得很像，但因为经济情况、生活环境、语言障碍，还是不能沟通。我左右为难，在越南被当作法国人，在法国被当作越南人。我到底是谁？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当时我想以后一定回来，把这个故事讲出来，这是我个人的故事。在这里不想用“身份”两个字。因为“身份”在法国是很敏感的词，我想说到底是什么构成一个人的内心，这是我想讨论的问题。

戏是磨出来的

我在法国、在越南做了很多基本调查。在法国主要在巴黎的十三区，我们经常说的亚裔区，有很多越侨、华侨，我在越南饭馆待着，等着听他们讲故事，听他们的声音。我也在过去叫西贡，现在叫胡志明市的地方待了很长时间。胡志明市有很多饭馆，我听他们怎么说话，用什么声音语调说话。我母亲想回到故乡，但她回不去西贡，那个地方不存在了。我在法国和越南待了很长时间，进行基本的材料整理和调查，跟我一起去越南的人都是认识十年以上的舞美、音乐、灯光等等。

回来以后，我跟演员进行排练，排练的时候给了他们一本资料集，这本资料集里面有DVD、很多音乐和当时录下的声音、照片等等。让他们对整个剧的背景有一个观感，然后看每个人的感觉是什么。排练时，我要求演员们看这些资料进行即兴创作，然后把排练的场景拍下来。每天晚上我把这些拍下来的素材重新过一遍、拆一遍，第二天早上进行写作。实际上戏是这么磨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

我非常怀念讲故事

讲一下法国目前的戏剧风潮，在法国现在有这么一种风潮，觉得讲故事本身并不是那么重要，而是如何讲故事，如何脱离这个故事。现在舞台上会看到各种形式的戏剧，但我非常怀念讲故事、听故事的感觉。刚才谈到越南人、阿尔及尔人，这些人在我生活中随处可见，但是在舞台上看不到，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我希望把这两点拾起来，在我的剧目中有所体现。

关于形式，形式和写作不是泾渭分明的。在这部剧中可以看到光影的运用，对我来说光影可以讲述不同的时空。光影到底是形式还是写作本身呢？我个人觉得光本身就是一种写作。我理解的创作不是一个人在书桌前笔耕不辍，我觉得让演员表演的创作者和经典创作者是不一样的，前者是更加丰满的形式。

这个戏出来之后，人家管我们叫“情感系”。法国戏剧只要看到和感情有关的，就把它放到匣子里叫“情感系”。说到感情，我想说在越南和法国非常不一样，越南人很容易动情。我在胡志明市打车，司机爱听非常苦情的歌曲，法语的、越南语的，听着听着就会哭，在法国人们觉得这样很丢面子。在越南唱卡拉OK，很多人唱苦情的歌，眼泪哗哗流，可能是感情需要吧，在法国是看不到的。排练时让胡志明市的演员来试镜，让他们即兴演一小段，每个人两分钟都会流眼泪。这在法国选角过程中是几乎看不到的，让一个演员当众哭出来是非常难的。这两个国家对于眼泪的观点是不一样的，我排《西贡》这个戏的时候，根本没有上任何一个枷锁，并没有要“情感系”，我们没有想把观众眼泪逼出来。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莫忘西贡的泪水，要呈现出这个地方大家的感情是什么样的，有了这条线，才能创作出忠于西贡、忠于历史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