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格致之学近人犹知讲求”，而政治之书则“鲜有留心”，他们指责洋务派只知“震格致之准，共推为泰两绝学”，而j政治I)!IJ“以吾中国所同有，无待于外求者”；“不知中国之患，患在政治不立，而泰两所以治、卜行，固不专在格致也-。，，③梁启超说：中朝有西学者“不过称其船坚炮利制造精奇而已，所采用者，不过炮械军兵而已”，“无人知有政者”。④而此“实我国(甲午)战败之由”。⑤康有为指出得更为明确：西学穷理，至近世愈益昌明，究其致用二端：一日定宪法以出政治，二日明格致以兴艺学。”⑥显然，维新派理锯的“用，，应该包括有宪法在内的西方政治的内容，他们对洋务派把“西学为用”限制在“语言、格致、艺学”范围内表示不满。另一种抨击来自对“中体”概念的异议。严复当时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一文中指出t“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从而证明“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如硬要把“中体”“西用”扯在一起，“斯其文义违舛，，，逻辑上已说不通，“乌望言之而可行乎?”⑦他主张以英国式君主立宪为“体”。郑观应也把“论政于议院”作为“体，，的内容。③这样他们就对封建的三纲五常、四书五经、皇统礼仪的“中体，，提出了异议。两种劝学观的根本分歧这两种劝学观至少在下列四个方面形成尖锐的对立t第一，变科举之争。维新人士对封建的科举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康有为认为科举制度使天下士人虬睢读四书”，“谢绝学问”，培养出来的都是空疏无用的“学究一。“国之弱，民之贫”皆是实行科举制度的缘故。⑨严复归纳科举制度的三大危害为“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⑩有的人还进一步揭露科举制度是“塞民智”的“愚民”手段。徐勤就称科举制度为统治阶级“不学而愚之术”，是闭塞心思、湮障智慧之妙法”。他说“覆吾中国、亡我中国者，必自愚民矣，必自举业愚民矣”⑩。统治阶级惟有“使人不通物理，不知事务，才能聚百万瞽者跛者而鞭笞指挥之，如牧者之驱鹅鸭然，稍投以水草，奔走趋赴惟恐后，乃得以呵斥杀戮，獭祭而奴役之"◎。从而“宛转圈牢，徐供刀俎，靡可解脱”@。、而张之洞之流则认为科举制度“谓立法未善则可，谓之愚民则诬”⑧；“以四书五经取士，大中至正，无可议者也。，，⑥在他看来，科举也有立法未善之处，这表现在“文体不正”、“命题之例不严”、“取士之格不一”、“主司不善”；其不良后果有二，第一“不能阅发圣贤之义理"，第二不能堵养“经时济变"之人才。⑩所以他也主张废八股，改策论，其后又多次上奏要求改革科举，提出“分场取去"⑤，“逐年减额’’@等措施，以便改善立法，增加“经时济变”的考试内容。最后在1905年他联名袁世凯等六位大员联名要求废除科举制度，但其理论依据仍然是“今废时文者，非废四书五经也"，认为“科举不废，学堂难兴”。应该指出的是，过去对毛泽东同志关于“五四”之前，学校与科举之争“带有资产阶级新文化与封建的旧文化斗争的性质”⑩一段话的理解，一般文章都对张之洞等统治阶级成员64‘